Special: How Wenzhou Develops

温州，如何介绍你？

我之前有想给家乡作个小介绍。但作为一个城市名的“温州”，它在指什么？我应该说些什么呢？是这片土地区划上历来发生的故事、社会和人们吗？对于一个生长在其他地方风物里的人，他能从一个与之无甚关系的城市中看到什么？

如果这是一个城市推荐短篇，我们会想要尽量包罗万象的展现它的方方面面，那么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饮食、地理、名人名胜等都应分点展开简述。但我想聚焦在一些让温州成为当下人们口中的“温州”的东西——一部关于温州的现代的发展史。

山水，人间

介绍的起点从名字开始。温州的温，正得名自“温润”之意，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虽然确实十来年才下一次雪，但夏天我觉得挺热的）；简称“瓯”，古有“瓯越国”“东瓯国”。“瓯”字大概来源于方言的“岙”，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些东南沿海地名的常用字了，例如岙、澳、埠、垟等；其中澳义同岙，指山间平地或海边港湾，地形表现为三面被山丘包夹，一面向平原或者近海敞开。（丘陵山地的岙，因为耕地面积较多且肥力较强，往往形成村落。）

如果要概括温州的景观，“山水诗画”恐怕非常合适（尽管不少城市都可以如此概括）。

这里的山水，不单单是旅游的去处，而是山城相拥、陆海交融，作为构成温州肌理的主要部分、无处不在的。东南丘陵延绵不断在东海及海峡之滨，其中的雁荡山脉，从北雁荡山至南雁荡山，横贯了温州南北。瓯江、飞云江、鳌江三条水流从其中发源并入海，它们产生了三片温州主要的城镇——瓯江的市区，江北部是永嘉和乐清，北雁荡的山峦奇耸，向南则有吹台山和大罗山；两座大山的南部是瑞安市区、飞云江和平阳；再向南跨过棋盘山和古盘山，是鳌江和龙港，由此向南至浙闽边境的山脉为止。东部面向茫茫东海，有洞头列岛、南麂列岛等大量岛屿散布；西部则是绵叠高耸的群山，泰顺和文成两个山区县海拔均在六百米以上。

诗指的是瓯江中心的江心屿，自诩“中国诗之岛“，流传了众多文人墨客的诗句和楹联；足迹至此的首先当属晋时的王谢二家，尤以谢灵运职居永嘉为最。画指的是《江山胜览图》。名人就不介绍了，比如“数学家之乡”啥的。

这是一个封闭的地理格局，三面围山，一面朝海。温州现保留了一块三垟湿地，要知道原本湿地（市区的被填了）、滩涂和小山（市区的被削了）遍布，源于海潮淹没。同样棘手的还有台风，如94年17号台风（全市淹没1.5米以上）、06年的桑美，在昔日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之大。平阳有个镇叫“水头”，据说就是因为“涨水时能没过头”。

由于进出不便，温州过去的交通自然是非常落后，直到1998年才开通第一条铁路（彼时浙北铁路都已经百年了），之前从省会杭州坐车到温州至少需要12个小时。

得益于艰阻封闭的环境，内部的市井生活必然自我繁盛起来。时至今日，温州的科教文卫水平、服务业占比（56%）等在普通地级市内仍属较高水平。

当然，它是一座港口城市（23年考古十大发现的温州朔门古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证明），同泉漳、潮汕等地相似，温州还受到了的浓厚的海洋文化的浸染；虽然水文条件并不算上佳，但仍然从古代开始便拥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和走私。面朝大海的格局使得它既能接受外来文化，吸收之后又将其囤积在这个地方，同时具备了开放和保守的一面。

古代的永嘉学派，为浙东学派的先导学派，代表如南宋的叶适，重功利之学，倡导“义利并举”。这些思想也映证了当地手工商业相对而言的持续发达。近代则有许多传教士前来传播宗教。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温州是神学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标本。到1949年以前，温州地区已经有7万多新教信徒，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1]；直到今天，温州仍是中国各种教堂最多的地方，柳市镇还有国内最大的基督教堂（北大社科院19年的研究估计基督教徒占比不低于15%）。宗教行为还会进一步影响其他社会经济行为 [2] [3]，温州后来民间借贷的兴盛极可能与宗教的高度存在有关联。宗教信仰可能会增大家庭对正规金融排斥的概率，建立在宗教关系为基础彼此信任上的社会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温州的仪式经济、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也是一个已有研究的现象 [4]，被指受政治和宗教信仰影响。

同样强大的还有宗族的力量。宗祠在温州也属于常见品，大规模兴盛始于明初至清嘉靖年间，后趋于稳定。常闻“家族式炒房”、“老太太银行”，可见亲戚关系在借贷、集资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调配作用。

不仅社会结构偏保守，社会规模也不容小觑。关注统计数字的人可能知道，温州有一个很大的人口数量，建国时温州便已是人口第一大市（如1982年三普时温州602万，杭州526万）（现常住人口远小于杭州，与宁波相差无几），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应该是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苏南浙北成为其与清政府反复争夺的区域。浙江大多数地区都受到了太平天国的影响，人口损失严重，尤以北部的杭嘉湖为甚（传说有几个县城几乎夷为荒地）（湖州的方言岛现象正是此后招垦迁补移民带来的），而偏僻的温州成为少数未受战乱波及之处，吸引了大量人口迁入避难。更早一些，受沿海倭乱和海禁的影响，福建一带曾大规模移民至温州，带来了分布在浙南的闽南语区（分类上属闽语泉漳片）。

温州是七山二水一分田，耕地缺乏、土壤不佳，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地形的封闭大幅阻隔了劳动力的流动，致使贫困率维持在高水平（16年仍然有五县属于省级贫困县）。贫困和生育率之间的机制暂不详述，但大概率也具有一个高生育率水平。印象里改开前一度有很多人需要到江西去讨饭吃。

营生的渴望促使人们飘洋过海，外出经商。这些海外汇来的“第一桶金”大概帮助了温州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此后得以在改开初期迅速扩张生产。可考的至少从清末民国就已经有大量在欧洲大陆的温州、青田（现属丽水）人。浙南的侨乡移民模式多为家庭团聚式，从事进口商品批零等，具体可参考相关移民社会学研究。

温州的排外、“优越感”似乎也是很出名的。这有两个因素：一是前面说到的，社会保守，地理封闭，流入也以劳动用工等低技术类为主；二是纯粹的内生性问题，这就像为什么整个江浙沪都被说成排外一样，因为这些地方人口流入多。自然感受到排外的程度、宣称其排外的声音都会更高。

正好对地域问题说两句。我想地域的讨论要存在，那么必须存在并接受集体特征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由一些元素共同构筑，它放大媒体报道的那些极值并将其固化下来；而这个最猛烈的形成期正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期，如90年代、杭州的2015年之后。温州的“血汗工厂”、“精明奸商”，乃至浙江的小商品、小老板、互联网等关键要素都以此形成，并开始在网络上游走争论，不断得到强化。

远离中心城市群、位于台海前线、地理封闭、土地贫瘠，几个因素共同导致了温州处于政策边缘的位置。国家的长三角建设和海西建设的众多文件里，处在交界地带的温州反复出现又消失，可见一斑；从建国到改开前，温州获得的投资尚不及宁波的四分之一。这一空白留待当地的人在改开后野蛮生长，拼命弥补。

小商品，大市场

“小商品，大市场”由曾三访温州的费孝通先生提出，即“温州模式”（此外还有“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这一经验在80年代掀起了全国关注和学习的热潮，前往温州的车一度被各地官员考察团队买到供不应求。模式被描述为家庭生产、专业市场、无为政府。前店后厂成为了街头标配，带着制品到各地扩展市场的传销员人数庞大。

改开的春风袭来，民间的势头生发迅猛，自下而上，地方亦予以了肯定与支持；就这样鹿城区颁出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温州走上了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展道路。

浙江的许多县域、村镇都凭借专业化的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温州当时有诸如桥头纽扣、永强阀门、塘下汽摩配、柳市低压电器、萧江塑编……因此涌现了所谓“中国鞋都”“中国泵阀之都”“中国纽扣之都”“中国汽摩配之都”等等一众招牌（现在来看几乎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

举个例子，原本进口单价至少4元的电子打火器，温州工坊自制最初只需2元左右，规模生产后价格进一步降到0.3元以下。（入世第一案即发生在此，2002年欧盟对中国出口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但最终官司取得胜利，温州烟具行业协会这一民间团体功不可没——尽管没阻止住欧盟两年后再次通过）

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姓资姓社等争论不休（基本要到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才尘埃落定），这些种种仍然过于超前或“资本主义”了。与“傻子瓜子”类似（傻子瓜子雇佣了百来名员工，被当作资本主义典型告到邓那里，最终拍板放过），“八大王”事件（包括五金大王胡金林在内的八位个私经济领头人以“投机倒把罪”被捕，沉重打击兴起的家庭工业，后平反）也是一场思想上的风波，温州模式的一次破壳。

无论如何，地方的经济增长却是实实在在的，1984、1985年温州的实际增长率都在20%以上。

随之而来的还有民间主导的城镇化进程，如第一座农民城龙港（由苍南划出几个农村设立，欢迎农民进城落户搞建设），庞大的用工需求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参与到当地的劳动市场里。

就像资本早期的无序扩张，监管的缺失也致使假冒伪劣产品等不少乱象出现；信贷体系监管的缺失则为之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1987年武林广场集中烧毁了一批温州的劣质皮鞋，成为了标志性事件。此后才开始积极调整，譬如93年的“二次创业”，由政府带头提出掀起。这次创业的主题，是家庭工厂向现代公司转型，并且私人投资大举进入原本只属于公办企业的领域。由于本地地皮紧张、租金薪酬上涨，地理的局限很快暴露了出来，此时温州经济表现出了强烈的外向性，大批人集体往外地开商铺、开办工厂、承包工程。一方面温州产品在逼迫下把控了质量，另一方面也向现代公司治理转型（红蜻蜓、报喜鸟、森马等一众本土知名企业诞生），而是否顺利或许有争议。

总结来看，温州的模式是一种“人格化的”、以地缘、血缘为基础的“自我扩张的秩序” [5]。

即便到现在，仍然有不少教堂（至少平阳老城的几个笔者调查过）存在大量集体经济合作组织，他们以教徒身份准入并联合在一起，在一个教堂的教会下分为多个互助小组， 共同出资使用，多以避险性的相互协助和经常性的收支为主，不乏投资房地产等相当基金式和专业化的行为。（这是个有趣的研究对象，实质上来说，它依靠宗教的道德契约与现实中的不完全合约相媾和）

1995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合法登记的异地民间商会组织（昆明温州总商会）。早年间遍地开花的商人组织，难说不是受到庞大的宗族和教会势力的影响而形成的团体性风气，为起初在各地发展市场、相互协助起到了重要作用。喜欢“扎堆”“抱团”的集体人格一方面贡献了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留下了熟人讲信用、陌生人打折扣的文化痼疾。

金融失速，城市退潮

边缘化是温州历史来的常态。在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化正如前面所述，涌现了大量独特的民间集资主导的现象。譬如家门口的一条路，都可能是沿线居民共筹修建。中国首个地方集资机场——龙湾机场的修建、国际航线的开通，之后温州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首条合资铁路金温铁路（由温州国学家南怀瑾牵头出资），温州大学，都依靠了民资的力量（如1987年兴建机场，政府自筹1.32亿，其中向民间募资六千万）。交通方面的落后还促成了长途客运业的发达（上世纪末由水头客运中心发往全国的班线蔚为大观）。

这种政策支持的缺失使得各方面动起了各种脑筋。同样的还有企业。信贷市场上影子银行和非正规金融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正规部门受到干预、信息不对称、合约无法执行等问题。而私人借贷的利率明显高于官方部门的利率水平；二元的金融结构还滋生了资本寻租等现象。至于为什么两个市场利率之间存在分隔，民间无法出清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参见 [6] [7]。

如果是学界的研究者，想必对温州的“抬会”并不太陌生。作为曾经民间信用的主要形式之一，其还具有投机性质，非常活跃。此后诞生了第一家私人钱庄、 第一家民间股份制金融企业（这方面“一字头”似乎不少）等等，农民发行了股票，面对需求的民间金融市场不断生长。民间信用风潮实在80年代便已经发生，政策上也不断前进，温州1987年的首个利率改革试点等许多自由化改革就像是对压力的回应。

很快在房地产上人们嗅到了风口。随着实行商品房制度（其实早在1980年已出现住宅商品化），人口涌入，城市大饼乱摊，土地开发进入高速期（据说拆迁从提议到完成甚至只需几个月）。

面对实业经营不超过10%的利润率，房地产投资的利润率轻松高达30%，如此使得一众企业主非常为难，脱实向虚已不可避免。企业纷纷迁出，或热衷投机，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产业空心化成为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关键词。

这股热潮让温州在房地产上直逼一线城市。例如2010年，标志性的鹿城广场价格已达10万每平方米，力压北京上海（全市二手房均价达3.2万每平米，京沪尚只有2.2和2.4万）。同时裸官、裸商频发；各地的“炒房团”成为过街老鼠的同义词。有媒体报道，曾经的“炒房团”总人数突破10万，撬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

不过温州的名声人人喊打倒不是第一次，早在80年代假货横飞的时候全国就已经领教过了。10年之后更多是因为许多老板不遵守劳动法，诸如家族企业、压榨员工等落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行为，被称作最像“马克思口中的资本主义的地方”。

10年“国十一条”等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楼市逐渐降温；温州的房价均价从12到15年接近腰斩，资金链开始断裂。遇上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生产成本的上涨、10年起紧缩的货币政策等因素合力，于是发生了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不仅实体经济硬着陆，银行业亦遭遇滑铁卢，损失更为惨重。（时任行长周小川给出了央行救助方案，遭到浙江省府拒绝，具体讨论可以参看相关报道 [8]。）

波及的范围有多大呢？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的估计数字显示，2010年时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达1100亿元，超过89%的家庭和个人、超过60%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11年上半年，温州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40%左右，远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但真实的民间借贷利率可能更高。危机使得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三个月内二赴温州（同年7.23动车追尾事故），并在温州宣布成立第一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力图加快区域金融改革的步伐，但同时也掩盖和淡化了化解流动性枯竭等现实需求。

后果是2013年坏账核销总量占到了全国银行业的28%；跳楼、跑路、逃债层出不穷，唱响了江南皮革厂的歌，借贷纠纷诉讼案件是正常年份的10倍，四万多失信人列入黑名单；而真实不良率、官商勾结行为等仍藏在水面之下。工厂外迁倒实际上大概从90年代就开始了，温州很难有出众的条件为企业所看好。

此后温州的GDP增速、人口增速跌入谷底，被侃作“失去的十年”。

民营经济仍是温州的立身之本。全国民营经济是“56789”，温州则是“99999”（民企数量、贡献GDP、工业增加值、从业人员、税收占比均超90%）。在外资本也是关注的重点，因此市政府提出的口号是“温商回归”，五年一次的世界温州人大会也是因此目的。

我们没有探讨温州当今和未来的城市发展。尽管现在来看通过缓慢的产业升级重塑已经大致走出了过去的阴影，不过如果你询问当地人，他们几乎都会给出偏悲观的态度；同时又自信的告诉你“温州”和“温州人”是两个概念。但不止是温州和它养育的温州人之间的矛盾。回眸这激荡四十年，温州彷佛成为了一个矛盾体——贫瘠与富有、闯荡与保守、出走与回归、儒雅与草莽，在它身上并存。

宗族与宗教强大的传统力量与纽带，精明逐利且大胆的海洋文化，改开引来的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冲击大潮，在山沟水沟之间、缺乏政策且改革踟蹰的背景下汲汲营营，换来了财富、挫折和不能被称作口碑的知名度。这约等于温州。

真真假假、香香臭臭、黑黑白白，喜欢也好，讨厌也罢，它始终在改革语境下保持了最韧性最小强的姿态，使人刻骨铭心、挥之不去。回首十余年前金融危机，彼时媒体纷纷发问，我们要救温州吗？温州模式失败了吗？或许不容易回答。存不存在一个“温州精神”呢？让近1/3的户籍人口筚路蓝缕，游走在大江南北、大洋东西，其中又有大量的失败者（包括笔者家族）、隐忍者、负债累累者，勾勒起当代改革史上波澜壮阔的生命运动；就像动物世界里东非大草原的角马，没有英雄，没有准则，弱小而边缘的个体摸着石头过河，让失败者的嘶鸣悲壮，让成功者的幸福倍增。

再提起温州，它更像是一个时代兴衰的代名词，成为了世界温州人构建乡土性的依赖。

小结

其实结语就是上面几段哈哈。

开篇时我说“一部发展史”，这可不敢当，它仅仅局限在我所了解的、查到的、复制的和道听途说的范围内，小半部也算不上；但我想已经隐隐约约回答了开头提出的疑问了。同时这篇随笔还有个巨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摆出数据图表说理，也没配几张图片，可能是因为我太懒。（此外，鉴于它是笔者的家乡，难免带着滤镜有失偏颇，只能尽力避免叻）

当然，由于不希望自己只纯粹的舞弄文字，所以我把最核心的讲述逻辑做成了流程图放在这里（箭头太丑，不打了）。

Reference

[1] 温州，中国的耶路撒冷？https://mp.weixin.qq.com/s/r7WH7W5sP95DkZQDYCNJug

[2] 尹志超,张诚.信仰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9,40(03):15-23.DOI:10.16339/j.cnki.hdxbcjb.2019.03.003.

[3] 辛宇,李新春,徐莉萍.地区宗教传统与民营企业创始资金来源[J].经济研究,2016,51(04):161-173.

[4] 周怡,胡安宁.有信仰的资本——温州民营企业主慈善捐赠行为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29(01):57-81+243.DOI:10.19934/j.cnki.shxyj.2014.01.005.

[5] 澎湃新闻. 《解放日报》聚焦温州：从“温州模式”到“温州人精神”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239028

[6] 张军,蒋维.改革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与经验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1998,(01):36-44.

[7] Karla Hoff, Joseph E. Stiglitz, Introduction: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Rural Credit Markets—Puzzles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ume 4, Issue 3, September 1990, Pages 235–250, https://doi.org/10.1093/wber/4.3.235

[8] 新浪财经. 温州硬着陆真相调查：银行业损失1600亿 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18-11-17/doc-ihnyuqhh6012190.shtml

[9] 浙江党史和文献网. “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 https://www.zjds.org.cn/zhyj/1113.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