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科小传#
此文为田松所作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03年出版的《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一书，由 Laplx 收集文字并勘误，添加了附言与进一步资料。（展开右上角的目录按钮进行跳转）
目录#
第1章 江湖科学在行动
第2章 永动机如何动
第3章 哥迷：哥德巴赫使劲猜
第4章 成功？等到苹果也烂了
第5章 行为分析：八仙过海，苦追不休
第6章 心理分析：撞遍南墙不回头
第7章 社会背景：灵机一动，铁杵成针
第8章 传媒：不知所措，四顾茫然
第9章 问答
第10章 条条大路通哪里？
后记
附言与进一步资料
第一章 江湖科学在行动#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吉林大学物理系读书时，曾经在一个实验室里看到一篇油印的文章。作者不畏权威，向爱因斯坦提出挑战。事隔已久，其中大部分内容已经忘了。但是，他有一个离奇的论证，令我至今不能忘记。大意如下：
爱因斯坦认为光是电磁波，（光是电磁波并不是爱因斯坦提出的——作者注）这是错的。大家知道，收音机是接收电磁波的。可是，用手电筒照射收音机，收音机却没有丝毫反应，这表明收音机没有接收到电磁波信号。（收音机是利用电磁波的中短波波段工作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光是指可见光，其波长范围与中短波毫无重叠。显然，作者对光和电磁波这两个概念完全不清楚。——作者注）所以光不是电磁波，所以爱因斯坦错了。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作者缺乏基本的物理常识。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作者竟然把爱因斯坦简称为“斯坦大师”。这篇文章及其作者一度成为我们宿舍的笑料，我们也称他为“斯坦大师”。但谁也没想到，为了宣传这样的理论，“斯坦大师”可能会付出一生的时间和精力。
答曰十年后，我在一家名为“青年科技”的杂志社客串时，编辑部接待了一位来自江西的W先生。W先生十分感激，跑了这么多家单位，终于有人愿意听他倾诉了。当时在场的都是文科出身，没人能听懂他的学说，但能听懂他的生活境遇。W先生在江西一个县城的房地产公司工作，生在1959年，小时候没读过多少书，文革后发奋自学，并在成人自修大学获得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的大专文凭。W先生热爱科学，把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之中。单位同事觉得他有病，家里人也觉得他有病。他很苦恼，然而有信念。编辑部的听众很同情他，觉得他很不容易。
由于我是杂志社唯一一位理工科出身的人，他留下的材料自然转到了我的手里。我认真地，艰难地翻阅了这部厚达50页的油印论文《从物质波子到引力子和引力波的研究与预测》。在我看来，他的物理只是还没有达到初中水平。多年以后，我不无嘲讽地写道：“我发现这是一个刻苦的人，一个爱思考的人，一个勇于为事业献身的人，一个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他认真地从各个角度观察了一根在阳光或者灯光下的玻璃棒，也认真地通过一张纸上的圆孔观察了天空，并发现了很多“物质波子”；他知道很多物理系名词，但是不清楚这些名词的意义。然而，他敢于使用这些词，也敢于创造新名词，他把这些名词连成了句子，坚信这些句子有非凡的意义，比如：
在发现了物质波子、引力子、时空间波子、引力波以后，人类的直接理想就是应用他们来客观的。（光的属性在17世纪就曾引起物理学家的争论。牛顿认为光是一种粒子；惠更斯认为光是一种波动。从物质形态上看，波和粒子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后来因为粒子说不能解释光的衍射，波动说被普遍接受。1864年，麦克斯韦提出麦克斯韦方程组，证明光是一种电磁波。1905年，爱因斯坦在解释光电效应时，重新把光描述为粒子。也就是说，光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了不同的特性，有时像波，有时像粒子。这就是所谓的波粒二象性。1923年，法国物理学家路易·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ile。1892-1987）提出，也可以用波来描述电子的行为。就是说，电子也具有波粒二象性，而电子是典型的粒子。德布罗意进一步提出，一切物质都具有波的属性。所谓的物质波的概念由此诞生。但是，物质无论是表现为粒子还是表现为波，都是基于物理方程的严格描述而定义的。至于W先生所说的“物质波子”以及“时空间波子”，是他本人虚构的概念。——作者注）科学的改造自身的生命和宇宙环境，据我个人的预见，我认为这些奇特的第四种状态的物质可以在人工设计或制造原素（物质）、生命科学、医药生物工程、宇宙科学、引力波通讯、国防科技以及工农业生产等各个领域掀起的一场真正令人鼓舞的科技与社会革命。这一伟大的科技社会革命的高潮必将在21世纪初期向全人类展示它的汹涌澎湃的巨大气势。为此，我们全人类的真正英雄群体——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必须而且应该承担起促进这一科技社会革命在20世纪末就即将到来的光荣而艰巨的超时代的历史革命。（本书将引述若干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文本，这些文本的语气，行文和用词方式有很多共性，值得注意。——作者注）
W先生的观察很像是物理实验，他发现了很多引起他注意的细节，也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描述，但是他的解释与物理系毫不沾边。我当时很为他付出的精力感到惋惜，也感到困惑。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耐心和毅力在沙滩上盖楼？
现在，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斯坦大师”是否已经悬崖勒马，W先生是否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在中国，这样的人并非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他们在他们所知道的科学的各个领域进行着顽强的钻研和拼搏，耗费了大量油墨、纸张、键盘、网络空间。他们的兴趣总是集中在一些具有重要话语地位的课题上，在物理学领域，他们关注相对论、量子论、宇宙论等问题，也有一些人热衷于永动机的研制与开发；在数学领域，有一支庞大的哥德巴赫猜想破解队伍；在生物学领域，很多人对进化论情有独钟；也有人致力于地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狂想。在所有这些领域，他们都提出超常的创见。他们的自信与无知，他们的刻苦与偏执，都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民间科学爱好者（对于这样一群人，我称之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简称“民科”。所谓民间科学爱好者（民科），是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说来，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作者注）在心理特征、行为方式和文本风格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共性，而其核心的心理特征是偏执：
◇坚信自己的所谓科学结论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
◇不能与科学共同体甚至社会达成正常的交流；
◇也会出现某种妄想的特征（比如把自己到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把自己想象成正在被迫害的布鲁诺和伽利略）；
◇由于偏执，他们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追求，似乎是最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生存能力普遍偏差，而生活的艰苦更加强了他们的悲壮感。
民间科学爱好者推广所谓学术成果的方式大体有如下方式：
◇写信、上访（对象可能是学术机构、学术杂志、大众传媒、各级官员）；
◇直接演讲（通常以大学校园为主要场地）；
◇自费出书；
◇自建研究所；
◇上网。
他们的“学术论文”也有一些共性：
◇新名词极多，并且这些新名词与科学共同体现有的术语没多少关系；
◇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常常把一个不大的结论夸张成天大的好事；
◇常常发表一些超越具体问题之上的议论，尤其喜欢表达爱国情怀；
◇常常把结论建立在未来的可能性上，建立在现有科学不成立的前提上，建立在可能被某人尤其是可能被自己引发的未来科学革命上。
此外，从教育程度上看，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自己所献身领域的专业训练，也没有通过自学对那个领域达到深入的了解。
由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共性，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目前大众媒体及学者对这个群体并没有一个一致的命名。有人称他们为“民间科学家”或者“业余科学家”，他们自己也愿意如此自称。在我看来，他们无论从哪种意义上都当不起“科学家”这个词。也有人开始接受“民间科学爱好者”这个说法，包括某些民间科学爱好者本人。当然，他们是以中性的甚至带有褒奖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而这个表面上中性的词在我的用法里则有一些嘲讽的味道，很抱歉，这是由于立场的不同。
作为一名旁观者，在对一个事件进行分析的时候，使用中性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前提。但是，在讨论社会问题时，绝对的中性常常难以做到。比如医生和病人，“病人”意味着身体上存在异常，并且这些异常是缺陷而不是优点。由于医生本人也可能患病，所以不能说一声比病人优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病人”是一个中性词。但如果是精神病人，情况则大不相同。这时的前提是：病人是精神异常的人，而医生必须有能力判断这种缺陷，并且本身没有缺陷。的确，在恐怖电影里，我们也经常能看到精神缺陷严重的医生，但是，我们看电影的人都能识别这种缺陷，也都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事实上，我们都承认，精神疾病是一种不好的心理状态。在这里“精神病人”就不是一个中性词，普通病人通常能够知道自己有病，会主动看医生，而精神病人通常不认为自己有病，他甚至会认为医生有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只能凭自己的常识判断，哪个是病人，哪个不是病人。
用精神病人做比，相信有很多人不赞成，很抱歉，这个比喻虽然极端，但是恰当。
在我看来，民间科学爱好者也是一种不好的状态。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我站在了压制他们的科学家的立场上。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反对，是出自一种真诚的善意。也就是说，如若我有亲戚朋友成了民间科学爱好者，我会竭力劝阻，甚至会痛恨那些支持他的人，因为那些支持和鼓励只会使他病得更重。
命名也是处于区分的需要。从表面上看，民间科学爱好者与另外一些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人也不是专业科学工作者，也喜欢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科学活动，但是他们尊重科学共同体的指导，不想一举成名，也不想推翻现有的科学基础，只是想踏踏实实地做一点基本的科学工作，我把这些人叫做“业余科学爱好者”。
从中文字面上看，“业余科学爱好者”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词义有很多交叉，甚至难以区分。我不准备把它作为一个语文问题深入讨论，而是直接进行命名，就像对一对双胞胎进行命名一样。归根结底，这是对一个已经存在的特殊人群进行命名，而不是根据命名寻找与之相符合的对象。
业余科学爱好者也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人群，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通人群，而是社会的普通成员。所谓业余，意味着他们有别的足以安身立命的职业，科学活动是其工作之余的爱好和乐趣。他们不一定要成为专业科学工作者，就像有人业余下围棋，但是并不想成为专业棋手。有人喜欢京剧，但是不想下海，只是做做票友。业余科学爱好者所热爱的对象都是他们自己喜欢的，也是他们能够从事的。比如，有很多生物爱好者，他们喜欢收集动植物标本，也会发现一些新的种属，给当地的动植物志添上一笔。他们并没有推翻现有生物学体系的野心和志向，还有一些业余天文爱好者，他们用业余时间观测天象，也发现了新的星体。也有一些人从事的活动与技术更为接近，可以叫做业余技术爱好者，或者业余发明家。比如有些无线电爱好者，他们像音响发烧友一样，用电烙铁和晶体管焊出各种无线电设备，互相发射无线电信号。（在无线电发展的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座城市失火，一位无线电爱好者发出了求救信号，被另一个城市的无线电爱好者接受到，把消息传了出去，救了这座城市。——作者注）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金坛中学写《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的华罗庚，在伯尔尼专利局写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都可以称为业余科学爱好者。在科学家成为一种职业之前，很多科学家都是业余的。比如提出费尔马大定理的费尔马终生以律师为职业，如果把他们称为业余科学家，那才是恰如其分的。
业余科学爱好者和民间科学爱好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业余科学爱好者与科学共同体保持着正常的交流，爱好者之间的交流有时也十分频繁，这和业余棋手与专业棋手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而民间科学爱好者与科学共同体之间则没有这样的交流，他们热爱科学，自以为取得了很高的科学成就，却根本没有入门。尤其可悲的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心理原因，他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入门，通俗点说，就是夹生了。 民间科学爱好者不但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交流，他们相互之间也不能交流。虽然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他们相互唱和的文章，但是这些唱和仅仅是唱和，而不是交流。所以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算不上是一个集体，只能说是一个集合。 两者之间的差别后面还要说到。
科学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是美国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用来解释科学活动的一个专用术语。简单地说，科学共同体就是职业科学家集体，这个群体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了一致认同的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库恩称之为范式。正是由于有了共同接受的范式，科学共同体才能够对新的知识进行判断。
在库恩的概念中，科学共同体可以划分得很细。在常规科学时期，同一个科学共同体，具有共同的范式。不同的专业存在不同的科学家群体。学生不仅要学习具体的学科知识，同时也在接受科学共同体的范式。 不同学派对于同一专业领域的理解可能不同，其持有的范式也可能有所差异。但是，从更大的范围看，在更基础的问题上，即使不同专业的科学家，也保持着某些共识。这是整个科学共同体的共识。比如对实验的一般规范，无论哪个专业都是一致的。 科学共同体是开放的。任何人，只要认可并遵守科学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就可以与科学共同体进行交流，并融入到科学共同体中来。
如果把科学和围棋相比，那么，专业棋手就相当于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业余棋手相当于业余科学爱好者，围棋规则相当于当下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这种规则是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即使围棋协会也不能随意改变。任何一个人，只要遵从围棋规则，就有可能与专业棋手下棋，也有可能战胜专业棋手。共同遵守的规则是其交流的基础。然而，民间围棋爱好者声称对围棋理论有重大贡献，却连基本的死活都不知道，或者不肯承认，他与专业棋手便无法达成交流，无论他怎样声称打败了专业九段，都只剩视为梦呓。
科学共同体成员间交流的主要场所是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学术期刊也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投稿，但是，这些稿件必须采用科学共同体的话语体系，才可能接受科学共同体的评判。
第二章 永动机如何动#
科学改造了我们生存的世界。在我们宣讲科学的好处时，常常会说，科学把古人的想象变成了现实，然后把望远镜与电报电话说成是古人的千里眼与顺风耳。但是，并非古人所有的想象都能够被科学实现出来，比如童话里可以无中生有的聚宝盆，反而证明它不可能造出来。 人类致力于永动机的发明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俄国科普作家别莱利曼在《趣味物理学》（别莱利曼著，符其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此书有新版本，列为湖南教育出版社“世界科普名著精选”。——作者注）中有丰富的介绍。重力、电磁力、弹簧、水流、毛细管，人类视力所能及的各种现象差不多都被永动机的设计者关注过。但是，所有这些设计都不可能实现，这不是由于技术问题，而是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物理学原理。这一原理就是热力学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定律，机械能、热能、电磁能等各种能量可以相互转化，而总量守恒。用通俗点的话说，就是不可能不劳而获。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叫熵增加原理，熵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物理概念，简单地说，它对应着系统的无序程度。熵增加，意味着系统从有序趋向于无序。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块冰在房间里慢慢融化，而室温降低一点点，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房间里的一碗水自动变成冰，同时室温增加一点点。这是因为前一个过程熵增加，后一个过程熵减少。里夫金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能量总是从游泳的能量（如机械能）变成无用的能量（耗散的热能）。我有一个对应的说法：游泳的物质总是会变成无用的物质——垃圾，这就是说，资源是有限的。
不能不劳而获，获得就要付出代价；好东西越用越少，必须珍惜。在这里，热力学定律和我们的传统道德是一致的。
根据这两个热力学定律，可以把永动机分成两类。（第一类永动机是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它期望一个系统不从外界输入任何能量，就能够实现自循环，并且在循环的过程中，向外输出能量。第二类永动机不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但是违反第二定律，归根结底，这类永动机是要实现单一热源做功，实现机械能做功生热的逆过程。——作者注）别莱利曼提到了几个永动机模型，在下图这个轮球永动机中，发明者设计了一个齿轮，齿轮的形状使得左右两侧球杆与地面的倾角不同。发明者设想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右边球杆结构的力矩比左边的大，于是带动轮子顺时针旋转，使得左边的球杆上升，每一个球杆越到定点之后，都会突然向下，使力矩增加，继续带动轮子旋转。然而，从静力学分析就可以知道，虽然右边单个球杆的力矩比左边大，但是球杆的个数却比左边少，二者正好抵消，所以这个装置与普通的轮子一样，由于摩擦的存在，只能依靠外力持续推动才能不停地转下去。别莱利曼在书中说到“一个这样的表演者，看到他的装置无可奈何地停下来，对前来餐馆的人说：它总是发脾气。”
如果存在一个第二类永动机，它就能使一杯水自动变成冰，用释放出来的热量推动电机发电。这个理想当然美好，如果能造出来，只需放在海里，就可以获得实际上无穷的能量。
民间科学爱好者无视物理学的基本结论，仍有很多人坚持永动机的研制。这些研制大多都重复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永动机模型，在很多时候，这些装置作为物理系学生的练习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把毕生的精力用在练习题上，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好事情。
在网上能够找到一篇题为《永动机患者》的小说，小说描述了一个山村农民，把辛辛苦苦从地里挣到的一点点钱都用在永动机的研制上。一有可能，就跑到北京找专家，希望有人看看他的图纸，然而处处受冷遇，遭白眼。人们告诉他，能量守恒，所以永动机不可能。他不懂什么是能量守候，坚信自己的机械能转动，即使现在不能转动，改一改总还是可以转动。后来，终于有一位大学生愿意看他的图纸，这一段描写非常精彩：
“咱们看图吧。”非得好好帮助帮助你，我要把你的永动机连骨头渣子都打碎！
我已经想好了。我知道从哲学上说服不了他，他根本不承认能量守恒。但我相信，在动力学方面企图违反能量守恒的机械，在运动学上也一定不会成立。而运动学方面的问题比较直观，不用实验，对着图纸就能说明白。我要采取的方法就是争取在他的图纸上找出毛病来，让他自己否定自己。
在他的解释下，我开始研究他那份没有一处符合制图标准、只有他自己能看明白的“图纸”。他有些地方想得很奇妙，不无苦心，但对许多最基本的原理却丝毫不知。果然，比想象的还容易，一旦看懂了他的图纸，我马上就随手指出好几处致命的问题——都是些机件之间互相干涉，整个机械根本就不能运动，更别说永动了。
我三言两语给他做了证明。我相信我的证明通俗易懂，他一定能理解。
他急了，开始拼命解释，企图驳倒我。整个脑袋憋得像个红豆包，满额汗水，捏着那张图磕磕巴巴语无伦次，有大骨节病的短粗手指在图上使劲地指点，使我担心那张日本纸大有被戳漏的危险。
……
我没有打断他，也没有反驳他，但是他自己一下子停住，直勾勾地盯着图不说话了。我明白，那是他终于清醒了。他知道了挣扎的无用，越解释越会发现自己是错的。那错误也许隐藏了很多年没被发觉，却终究是那么明显，一旦被人点破，那就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是不可否认也不可伪装的了。哪怕用狡辩短暂地维护一下面子也是不可能的。
是啊，他怎么能指望我不对而他对呢？！看了看表，从我开始给他看图到他“觉悟”，不到二十五分钟。
我站起来，在地上踱了几趟，停在他面前。
“你看，你十九年搞出来的就是这么个东西。”两滴细小的眼泪从他眼角流出，那眼泪那么小，使人感到是高度浓缩的眼泪，是只有痛苦的重压压进最深处的骨髓时才能榨出的泪。
我的心被强烈地振动，我没想到他的悲哀至此，以至后悔刚刚说出那句无情的话。
（王力雄，《永动机患者》）
小说描述的这位永动机患者表现出很多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特征。但是，与大部分民科相比，还有两点不同。一是动机，“有了永动机，我们农民就再不会这么累，这么苦，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过上舒坦日子。”这个目的虽然宏大，但是很朴素，而且我不得不承认，相对于求神拜佛来说，这是一条与科学距离更近的道路。而大部分民科所宣讲的动机不仅宏大，而且堂皇，至少也是为国争光这一层次。二是这位农民竟然承认错误，这表明他还接受基本的常识，能够与他人达成一定程度的交流，而民科几乎是不能说服的。根据这两点，这位农民似乎是一位业余发明家。但是，如果是一位业余发明家，他首先应该是村子里的能工巧匠，而这一点从小说中又看不到。小说作者声称存在一个真实的原型，我相信作者已经按照自己的理念对原型进行了改造。
在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出现之前，永动机的制造还可以说是向未知领域的探索，也可以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研究课题。在此之后，对永动机的探索就是无视基本科学规律的徒劳之举。但是，幻想还有，如果科学是万能的，为什么不能制造一个永动机呢？
公众的这种心理是永动机骗局能够得逞的重要原因。别莱利曼介绍了一个永动机骗局。骗局的制造者叫奥尔菲留斯，真名别士列尔，1680年生于德国，学过神学、医学，后来去发明永动机。他的永动机引起了波兰国王和一位川官的兴趣，并于1717年11月12日在那位川官的辖区开始测试，川官在房间外布置了两名卫兵，昼夜看守，每隔一段时间就进去看看，直到1718年1月4日，永动机还在懂。此后，川官又进行了两个月的封闭观测，终于给他颁发了证明文件，证明这个永动机“每分钟转50转，能够把16公斤的重物提高到1.5公尺的高度，并且还能够带动铁匠炉的风箱和磨刀床。”奥尔菲留斯带着这个文件，开始周游欧洲，到处表演他的机器。
奥尔菲留斯从永动机中赚到了很多钱，一生过着富裕的生活。他也得到了很多荣誉，甚至有诗人用诗来赞美他。骗局的揭穿非常够然。一次他与太太和女仆吵架，在争吵中把秘密泄露了出去，原来他的永动机中有一个夹层，他的弟弟和女仆藏在里面拉动绳索，带动“永动机”工作。
值得寻味的是，在此之前科学家也曾提出过质疑，但是并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对于这些质疑，奥尔菲留斯不是公开他声称保密的机械装置和原理，而是反驳之一者的动机，说他们嫉妒、诽谤，想要破坏一个伟大的事物。
当代中国也有过类似情况，水变油就是一例。当然，由于这已经牵涉到行骗，牵涉到经济向度的伪科学问题，不是本书所讨论的范围。但是，应该承认，很多民间科学爱好者也存在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出于绝望，他们可能会通过造假以期望得到承认。虽然他们的目的可能首先不是经济上的。
现实中的永动机制造者还有很懂。国民党将军黄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度潜心研究过永动机，管理所的一位所长在其回忆录《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金源，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中专门辟出一张“黄维的永动机”记叙此事。出于统战的目的，管理所同意黄维在狱中研究永动机：
“永动机”的研制工作全面展开。一切都是按照黄维的设计图纸进行制作。有些技术性能高的配件委托机械厂加工。为支持他的设计，管理所花费了一些经费。
一个月后，“永动机”样机终于制作完了。试验那天，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战犯围在“永动机”周围。我指示设计者黄维试验。
“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
但黄维并没有死心。
出狱后，黄维任全国政协常委，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尽管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也没有放弃“永动机”，继续研究。后来，周恩来总理得知后，让他把“永动机”的模型拿过去看了。1979年6月，黄维在政协分级会议上，就开发“重力”能源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会议通过决议，要支持黄维提出的科研项目。
黄维制造永动机的故事在小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沙场》也有精彩的描写。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黄埔一期学院，黄维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是他仍然不肯承认基本的科学原理，可见永动机的梦想在人们头脑中是多么牢固。同时，作为政协常委的黄维热衷于永动机的发明，则会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民间科学爱好者在各个层面都能得到支持。
Z先生是现今十分活跃的永动机迷恋者。
Z是浙江温州人，四五十岁。他坚信第二类永动机，相信可以制造单一热源做功的永动机，把热100%地变成功。在他看来，液氦喷泉现象就是机械能做功生热的逆效应。
液氦喷泉现象是这样的：“当一开口容器填以极细的金刚砂细粉，置于液氦池中，通过加热器使容器中的温度略高于外液池温度，这时液氦即由氦池进入容器，使内液面升高。若容器另一端开有细嘴，则流体会从上端喷出，犹如喷泉。此效应亦称热机械效应，它的逆效应是机械热效应。”（管惟炎，吴荣青，《中国大百科全书》“液态氦”条。）
Z认为这个装置可以做成一个永动机。在他散发的文件中，他在这个装置外面又加上了一个绝热层，这实际上是画蛇添足，因为液氦必须在低温下才能获得，必然处于一个更大的低温容器之中。
在Z看来，在液氦喷泉之下放一个发电机，就是一个第二类永动机。（在这里，液氦喷泉的能量是由太阳辐照提供的。喷泉的温度高于液氦池，将使液池的温度逐渐提高，一旦超出液氦的临界温度，液氦将会气化，所以这个装置不可能是永动的。在液氦喷泉之下的发电机所产生的能量也不可能多于太阳辐照的能量。另外，太阳辐照的能量并非环境中的处于高熵状态的无序热能，而仍然是有序的低熵能量。在液氦喷泉中，熵依然是增加的。——作者注）
别莱利曼还在书中提出了一种不花钱的发动机。这些设计精巧的发动机确实能够实现永动，而且不违背热力学任何定律。但是它们不是永动机，它们是利用周围环境能量的一些设计精巧的机械装置。别莱利曼给出了两种，其中一种利用了大气压，只要大气的压力出现微笑的波动，这个装置就能带动一座时钟。而大气压的起伏涨落是不可能避免的。所以这个装置可以永远运行下去。另一种利用了环境的温度差。只要环境存在温差，这个装置就可以运行。而环境的温差和大气压一样，也总是处于变动之中。表面上看，这种装置把环境中的无序能量变成了有序能量，从而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别莱利曼认为，这种装置只能作为玩具，如果真的用来做动力机，其成本高得惊人。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这种装置所能获得的能量，远远小于建造它所耗费的能量。但是这个解释并不充分，比如风力发电机就可以用作动力机，只要有风，无论风向如何，发电机都会运转。风力发电机似乎是把无序的风能转化为有序的电能，似乎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但是，把地球作为一个系统，考虑到风的成因，考虑到地球整体的大气流动和循环，熵还是增加的。犹如水力发电机，只要喝水不断流，发电机就会持续运转下去，但是它并不是永动机。举个极端的例子，人类有史以来，月亮就微扰着地球旋转，恐怕到人类灭绝之后，还要转下去，但是月亮并不是永动机。
Z坚持永动机能够建造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科学家也在造永动机。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相关文献。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徐业林声称发明了一种无偏二极管，能够利用环境中无序的热能发电。论文《无偏二极管的试验与分析》发表在《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2000年3期上，《光明日报》2000年3月29日进行了报道，题为《不须光照能发电的二极管制成》，从徐所引的文献上看，徐业林至少从1986年就开始研究利用“真空器件的反常电流”（《潜科学》，1986,7（6）：43）“从单一室温环境获得能量”的可能性。徐业林本人比较谨慎，他不认为这个器件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但是他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应该改写。而中国农业大学物理系刘家冈教授和中科院力学所俞稼磐则认为，如果这个器件产生的效应确实存在，则表明热力学定律也存在其应用的界限，正如牛顿定律在高速高能条件下不成立一样，并明确指出，第二类永动机可以实现。文章发表在上海《自然杂志》2001年第2期，题为《经典热力学晴朗天空的一朵乌云》。Z由此认为：中科院自相矛盾，“愚蠢透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本书第九章还会提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刘、俞的文章并不是被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定论。
我没有对徐业林的实验进行考证，我也不具备判断其真伪的资格。但是，根据我对物理学的理解，即使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能够在室温下发电，也不是第二类永动机，只是别莱利曼所说的不花钱的永动机之一种。它所利用的不是单一热源，而是室内温差。二极管的单向到点特征本身具有这个功效，与生物体的半透膜类似。我在小时候做过这样的游戏，把一个二极管、一个耳机和一根长长的天线串联起来，不需要任何电费，就可以听到当地信号最强的广播电台，催动耳机的动力是弥漫在空间的无线电波。但是，这不是把无序的电磁波能量转化成有序能量的永动机。
永动机不可能建造的论断并不是建立在哲学原理和道德说教之上，而是建立在物理学基本定律之上。除非物理学的基本原理被改写，否则，这个论断绝不会失效。对此，经常有人用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定律作为例子，以期待将来有一天热力学基本定律失效。这又是一种对科学的误解。爱因斯坦并没有“推翻”牛顿定律，而是超越了牛顿定律，牛顿定律在其适用的范围内仍然适用。正如软件的更新，新软件总是能够兼容旧软件，新的物理学定律总是会把旧物理学的基本结论兼容进来，尽管表达可能不同。
所以，即使物理学有所发展，即使发现新的物理现象，也不会否定热力学基本定律。
很遗憾，永动机是造不出来的，无论有多少人希望它能够造出来。
第3章 哥迷：哥德巴赫使劲猜#
2002年3月21日清晨，我被电话唤醒，一位先生从遥远的安徽向我询问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若干问题，电话中他表示已经证明了若干数学定理。开始我还一位有人看了前一天的电视节目和我开玩笑，但电话里传来的鸡鸣之声使我确信，这是一位民间科学爱好者。
上午十时左右，又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要与我辩论。我认真地记下了他的名字和地址，便道声抱歉，放下了电话。电话是辽宁的ZY先生打来的。ZY先生强调几点：他们民间科学家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像哥德巴赫猜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已经证明好几次了，权威科学家对他们有偏见，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成果，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这是不公平的；薄熙来省长对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视，准备组织东北大学的专家进行论证，得不得奖不重要，但是既然已经证明了，就不能不要，要不然不是便宜了美国人？
哥德巴赫猜想也是民间科学爱好者兴趣集中的一个领域，中科院数学所每年都能收到几麻袋声称已经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科技日报》记者李大庆把这些致力于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民科称为“哥迷”。
哥德巴赫猜想
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数论问题。1742年，德国的哥德巴赫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任何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自然数可以分成两大类：奇数和偶数。奇数是不能被2整除的数，偶数是可以被2整除的数。除了这种划分方式之外，还可以分成素数和合数，所谓素数就是指除了能够被1及其自身整除外不能被其他整数整除的数，而合数就是指大于1而不是素数的整数。显然，除了2以外，所有的偶数都是合数；而（大于2的——录入者注）素数也必定是奇数。当然，并不是所有奇数都是素数，比如3,5,7是素数，但是9不是，因为9可以被3整除。11、13、17是素数，但是15不是。——作者注）哥德巴赫猜想对于不大的偶数很容易验证成立，比如6=3+3,8=3+5,10=3+7,12=5+7……但是，要使这个猜想成为一个数学定理，必须证明对于任意大的偶数都成立。哥德巴赫没有证明出来，就写信给当时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欧拉。然而，欧拉也没有证明出来。于是，这个猜想和费尔马大定理一样，成为著名的数学悬念。费尔马大定理于1995年被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J. Wiles）证明成立，而哥德巴赫猜想直到今天仍然悬着。
两百多年里，围绕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数学家尝试了许多方法。20世纪20年代，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名为“筛法”的方法证明了每一个大偶数可以分解为一个不超过9个素数之积与另一个不超过9个素数之积的和，这个陈述简称为（9+9），则哥德巴赫猜想就可以简称为（1+1）。此后，筛法成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利器。1924年德国数学家拉德马哈尔证明了（7+7），1932年德国数学家爱斯台尔证明了（6+6），1938年苏联数学家布赫斯塔勃证明了（5+5），并在两年后证明了（4+4）；1956年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夫证明了（3+3）；1958年我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2+3）；1962年我国的数学家潘承洞证明了（1+5），并于同年证明了（1+4）；1965年布赫斯塔勃、维诺格拉夫和意大利数学家庞皮艾黎都证明了（1+3）；1966年5月，陈景润证明了（1+2）。（（1+2）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分解成一个素数加上两个素数的积，这是目前为止最接近（1+1）的一个结果，从表面上看，似乎也只有一步之遥。——作者注）
被一篇报告文学引发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群体
数学是一个抽象的世界，与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自然科学相比，它与现实世界几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基础数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更加遥远。数论是最纯粹的数学分支之一，几乎没有直接的应用。因而，尽管上面关于素数和合数的叙述比较容易理解，尽管很久以前，数学就被称为自然科学的王后，数论就被称为王后头上的皇冠，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皇冠上的明珠，直到1978年，数论和哥德巴赫猜想都远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之外。然而这一切都被一篇报告文学所改变。
1976年，中国社会的坚冰开始破碎、融化，诗人徐迟决定为此前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科学工作者树碑立传。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上，一个没有意识形态背景的纯粹的科学家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一时洛阳纸贵。直到逝世，陈景润一直是大众媒体关注的对象。陈景润，或者说，徐迟笔下的陈景润已经成为公众心中的科学家形象的代表。
不幸的是，诗人徐迟所描述的陈景润是一个怪人，他不食人间烟火，住在只有六平米的陋室里，不知人间苦乐，只知哥德巴赫，终日演算不停，终于逼近皇冠之珠。陈景润走路撞电线杆子的故事被媒体津津乐道，一遍遍地传送着。诗人徐迟更多地渲染了陈景润如何刻苦、努力、顽强，一边与疾病作战，一边顶住政治压力，最终获得（1+2）的过程，并没有能够告诉公众，科学活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公众对科学活动的误解。当然，这不能说是徐迟的错误，翻开那个时代的报纸杂志，这样的描述比比皆是。这是那个时代的逻辑。然而，“使徐迟、陈景润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发表后，难以数计的中国人加入了证明这一猜想的行列，他们都想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李大庆，《哥德巴赫猜想谁来摘珠》，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8日。
哥德巴赫猜想如此容易理解，让普通公众豪气顿生，科学不神秘，咱们也试试！的确，任何人只要知道了偶数和奇数、合数和素数的概念，就可以对偶数进行验算，就会发现，他所能验算到的偶数都成立。似乎皇冠上的明珠也不过如此。中国第一代哥迷从此诞生。李大庆写道：
王元先生说，《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他和陈景润不知收到了多少封讨论哥德巴赫猜想的来信，也不知有多少人宣称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几乎每天还能收到这样的来信。在数学所业务处，记者看到好几大纸箱的讨论猜想的来信。处长陆柱家研究员对记者说，“这些来信大概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去处理它。因为哥德巴赫猜想虽然很简单，但要证明它却很复杂，非专业人员看不懂，专业人员又没有时间整天埋在这里处理这些来信。”陆处长曾给不少人回过信，告诉他们正确的途径是先写出论文向学术刊物投稿，如果编辑部认为有价值会请专家审稿的，数学所的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研究工作。然而，不断有人寄信来要求鉴定。有人即使接到了陆处长的信依然不屈不挠地来信。
算起来，大规模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媒体上关于陈景润的婚恋、疾病及去世的报道都会为哥迷输送一些精气神。有哥迷豪迈地说：“陈景润死了，我来接班。”
2000年3月19日，英国费伯出版社和美国卢姆斯伯里出版社悬赏100万美元征求哥德巴赫猜想的解答。于是，广大哥迷掀起了新一轮论证高潮。尤其是在截止日期2002年3月20日到达之际，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2002年3月3日和18日，《光明日报》两次用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罗翼云先生的广告，内容都是讲他的“奇素数和定理”，声称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下称哥猜）问题。加上他在《汕头日报》刊登的广告，罗先生已经花了10多万元。明眼人一看便知，罗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间刊登广告，主要是想抢在3月18日之前把自己的研究结果最大范围地公布出去。因为两年前，英美两家出版社宣布，如果有人能在两年内解决哥猜问题，便要将100万美元奖给他。
随着期限的临近，有关哥猜的消息多了起来。1月17日《中国青年报》第17版刊登了著名教育家和评论家敢峰研究哥猜的论文《直取“1＋1”之探索———用演绎数论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1月22日，网上发布了中新社消息，称广东梅州市蕉岭县农民拖拉机手王来生耗费八年心血，完成了论证哥猜的论文；1月28日，《法制日报》刊登记者文章《他真的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吗？》，介绍一个叫宇文永权的人自称证明了哥猜；同日《中国青年报》又刊登记者采访中科院数学专家的文章《哥德巴赫猜想不是想猜就猜》，指出现有数学理论无法解决哥猜问题，农民已论证纯属虚妄之谈。（李大庆，《哥迷论证遭专家冷遇，哥德巴赫猜想不轻松》，科技日报，2002年3月29日）
在此之前，2001年3月25日《长江晨报》就有报道《黄陵老汉刘中危声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同日《长江日报》刊登记者文章《专家奉劝“民间数学家”勿白费精力干哥氏猜想》。4月7日《江南时报》也作出了报道《果真是“拿着锤子造原子弹”吗——一位残疾人的“哥德巴赫”梦想》的报道。此外，敢峰的论文已经在2001年1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教育世纪》第一期上发表（鲍丹禾，《哥德巴赫猜想百万巨奖无人能拿？》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17日），据报道，73岁的敢峰本人是该专辑的主编。
2002年3月20日，百万美金大奖的截止日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就此进行了讨论。三位嘉宾总的看法基本一致：民间科学爱好者不可能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由于中央电视台这个特殊的媒体，由于“东方时空”这个著名的栏目，相信看到这一期节目的观众非常之多，也相信这期节目引起了民间科学爱好者尤其是广大哥迷的愤怒。由于我是嘉宾之一，所以在第二天，2002年3月21日一早，就开始接到本章开篇所述那位哥迷的电话。几天后，又接到了一位老先生的信，全文如下：
白岩松主持人，李大庆记者，李福安教授，田松教授：
今天是英国公司悬赏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截止日。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探讨有关小人物研究“哥猜想”可能性问题很有意义。我看了之后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我早在十几年前就解决了“哥猜想”问题，之后又解决了余新河数学题。这样，就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肯定了“哥猜想”的正确性。
当获得英国公司悬赏哥德巴赫猜想的消息后，立即把论文同时分别寄给杨乐院士鉴定和寄给江泽民总书记献给国家。但我们小人物的科研成果不被专家重视。错过机会，其实何止这些。大费马猜想也早在1990年就投稿北京《科学》杂志，但石沉大海。遗憾的是后被英国数学家于1995年抢先发表。这些怪事谁之过？谁应负责？
我们的成果是属国宝，她是数学理论创新和数学方法创新所取得的成果。敢于创新是小人物的优势，这是当代数学家所没有料到和忽视的。他们把学历高低看作能否获得科研成果的唯一条件。但无数事实证明，山沟里也可飞出金凤凰，五笔输入法的创造者和在山脚上找水者的奇迹就是有力例证。希望有识之士，特别是参加时空连线的几位贵宾对本人的上述科研成果给予重视“挑毛病”。我坚信，民间是科技的源泉，大从[众]是科技的主体，小人物是可有所作为的，可以弥补大人物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因此，要发挥小人物的优势作用而不能抑制他们的创造性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这是科教兴国和振兴中华所必实[须]，建议由中央电视台组织大讨论。至此，我的科研课题论文如何处理，请反馈。
此致
敬礼
退休教师70岁：郑××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日
文稿是电脑打字复印的，想必其余三位都得到了同样的来信。从邮戳可见，这封信在3月20日节目播出当天就从福建寄出了。
信中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地表现了民间科学爱好者以及社会各界对科学活动的错误理解。
第4章 成功？等到苹果也烂了#
专家们一再强调，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定要有正规的高等数学专业基础。这十分正确。但是什么事似乎都不能一概而论。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不能说所有迷恋哥德巴赫猜想的非数学专家，包括敢峰和宇文永权都是在胡闹。高等教育一定有一堵围墙吗？至少，有人自学了高等数学。他们的钻研精神可嘉。华罗庚不也是自学出身？“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尽管这方面的论文“几乎没有一篇有价值”，但是万一其中一两篇有一点参考价值呢！科学史上的重大发明，一开始被人们所忽视，或被权威压制之事，也不是没有。（王乾荣，《“哥德巴赫猜想”成热点，专家建议不要“乱猜”》，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4日）
民间科学爱好者顽强的毅力感动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为他们鸣不平。常见的疑问就是这样的：“万一其中一两篇有一点参考价值呢！”你们连看都不看，怎么就说人家是错的？在“时空连线”的那期节目中，白岩松也代表观众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漏掉了一个，岂不是太可惜了？李福安研究员当即否定：民间科学爱好者证明出哥德巴赫猜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目前我们收到的论文也没有一篇有价值。出于数学家的严谨，李福安的否定还有所保留。而我则认为：绝无可能！
按照一个传统的比喻，把科学比喻为山，科学之山是在漫长的人类活动中，尤其是近三百年以来生长出来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山体的增高和范围的扩大。如果说在古希腊时期，科学之山是一些零散的山包，今天，科学已经成为连绵不绝高峰迭起的庞大山脉。
小科学时代（进入20世纪，科学成为一个集体的事业，一个需要由国家支持的事业，并需要纳入到国家计划之中。D·普赖斯把这样一种科学称为“大科学”，而把以往的科学称为“小科学”——作者注），科学家以个人身份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科学活动，在增长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同时增长了科学之山的海拔。20世纪以前曾经有过很多大师，他们能够站在科学之山的巅峰，俯视全部科学，给每一个学科的山包都增添一些海拔。而在今天，科学山脉的庞大和丰富远远超过了一个个人的学习能力，这样的大师已经不可能存在。
即使在小科学时代，科学家之间也有着密切的交流，也存在着一个科学共同体。一个人的科学发现，需要被其他从事类似工作的人认可。否则，他的发现毫无意义。在学术期刊出现之前，科学家之间最重要的交流方式是通信。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在哥德巴赫给欧拉的一封信中表述的。而这个猜想，又通过偶来对其他人的转述，被其他科学家所了解，所认同。
我们可以把科学知识的增长，理解为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知识的增长。
据说达·芬奇的手稿中包含大量远远超过其时代的科学发现，但是这些发现没有与其他科学家进行交流，没有进入当时的科学共同体的知识流通，就没有对科学之山的增高有任何贡献，尽管这些手稿对于研究达·芬奇个人有很高的价值。一个人要想对科学共同体的知识增长有所贡献，首先要具有与科学共同体进行交流的能力，要具备这个能力，又必须首先掌握相当的科学共同体已有的知识。这就需要进行系统的学习。换句话说，一个人想要为科学之山增加一点海拔，首先需要登到山顶，由于山体本身的高度和攀登的难度，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训练，由学士而硕士，由硕士而博士。
李福安研究员指出：要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恐怕数论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都不能够。按照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利华研究员的统计，全中国在数论方面发表过5篇以上论文的专家不超过50人。李福安说，其中没有一个人把哥德巴赫猜想作为研究课题。
而我们的哥迷们，大部分只有初中文化！
今年53岁的L初中只读了一年半就辍学了，但因喜欢数学，便到处找书看。1970年，因风湿病加重不能上班，便投入到数学研究中。1978年，他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后，萌发了要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想法。（金娜，胡沛，《黄陂老汉刘平危声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武汉晨报，2001年3月29日）
悬赏的消息发布后，最早声称自己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是一位仅有初中文化的浙江“狂人”。2000年4月初，浙江丽水市F说，他潜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已经有20多年了，现已经破解了此题。（《解开可得100万美元，“哥氏猜想”真破解了吗》，生活时报，2002年5月10日） ZY是辽阳市1968年初中毕业的下乡青年，1978年返城后当过多年的装卸工。1978年，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向哥德巴赫猜想冲击，完成了“1+2”，震撼了世界。ZY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感染，时年27岁从小也特别喜欢数学的他顿时热血沸腾。剩下这一步之遥，他也要试试，为国争光，把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摘下来！（吕志贵，《辽宁人挑战哥德巴赫猜想，老红军力荐引来省长批示》，辽宁广播电视报，2002年3月20日）
文凭当然不是评价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增高科学之山的唯一标砖，更不是绝对标准，但是，文凭至少意味着所接受的科学训练的程度。同样，虽然不能说业余爱好者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但是在大科学时代，专业人士毫无疑问拥有更多的学术资源。的确，在科学史上存在着许多业余爱好者取得成功的例子，这些故事往往成为民科的动力和自我辩护的依据。但是，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曲解。华罗庚自学成才，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发现相对论就是常被误解的两个例子。
按照华罗庚自己的说法，他的最高学历是金坛中学初中毕业。但这并不能算是华罗庚的最终教育。华罗庚写出《论苏家驹教授五次方程解不成立之理由》的时候，的确只是金坛中学的一个小职员。需要强调的是，首先，这篇文章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成果，其他数学家也发现了苏家驹的破绽；其次，这篇文章是按照科学共同体认可的范式写作的，熊庆来因此才看到了华罗庚的资质和潜力，把他招到了清华。几年后，华罗庚留学剑桥，他曾经在一年里写了11篇文章，一位同学玩笑地说，每一篇文章都可以拿个博士学位。华罗庚由于没有钱支付学费，也不愿为此向国内有关机构另外申请资金，一直没有注册为正式学生，也就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可见，华罗庚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是他所受到的专业数学训练，至少是博士级的。（参见王元著《华罗庚传》）
爱因斯坦则接受过正规的科学教育，他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毕业后未能在母校申请到教职，去伯尔尼专利局谋生，但这并不意味爱因斯坦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在此期间，爱因斯坦还向苏黎世大学申请了博士学位，并在1905年获得了学位。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期间，并非像某些科学史故事所写的那样，对自己的职业心不在焉、敷衍了事、在办公室也悄悄地搞物理，相反，他在不断地晋升。1902年，爱因斯坦刚进入专利局的时候是临时三级技术专家，1904年转正为正式三级技术专家，到了1906年，他已经是二级技术专家了。
我在没有对民间科学爱好者与业余科学爱好者做出严格区分之前，也曾说过华罗庚和爱因斯坦当年曾经是民间的科学爱好者。然而，我总是强调，他们虽然不在科学共同体之内，但与科学共同体保持着正常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一定要通过具体的直接的人事交往，但可以通过学术期刊了解同行以及学界的学术活动和成果。
民间科学爱好者与科学共同体没有正常的联系，对于所致力的学术领域的发展和已有成果也没有充分的了解。我可以断言，绝大多数哥迷都没有看过陈景润的论文，当然，也没有几个人能看懂。比如上文提到的L先生：
L在90年代以前并没有读到陈景润论文的内容。由于资料和水平有限，许多已经被大量工人的数学运算公式，L也不知道。每次遇到进行不下去了，他就自己花时间去推导演算，常常弄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来。“筛函数”这一概念和公式早已有人研究出来，完全可以直接运用，L在运算过程中需要这一概念和公式，他不知道有现成的，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构造了一个数学运算模型，搞得脑袋都发麻，仍然没有结果。一天，他正烦得不行的时候，无聊之中，将数学运算模型左看右看，正看反看，对角线看，最后找到了“单筛函数”、“孪生函数”的公式，将它们区别开并下定义命名，他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自己又攻克了一个大难题。他的弟弟，妹妹托人给他买了几本高等数学并告诉他，这个概念和公式书上早就有了，他不信，坚持认为是自己解决的，直到他从书上看到了，这才知道自己走了很多冤枉路。（钱忠至，《果真是“拿着锤子造原子弹”吗？——一位残疾人的“哥德巴赫”梦想》，江南时报，2001年4月7日第四版）
从这个叙述可以看到，L等哥迷缺少的不仅仅是数学知识，他们对科学活动是怎样进行的也缺少常识性的了解。在开辟一项新的研究领域时，首先检索这个领域已有的成果，对于专业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L竟然在没有看到也不能看懂陈景润论文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哥德巴赫之路，未免太性急了。
这位记者对于L的描述基本上是中性的，预言也较平实。上面所引这一段似乎也表现出了民间科学爱好者身上可能会发生的荒诞事件。普通读者很容易被蒙骗过去，但是，这一段走冤枉路的故事由于戏剧性太强，反而露出了马脚。
一个人在今天独立地发现比如杠杆原理、毕达哥拉斯定理等早期科学原理并不是没有可能，很多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都能够举一反三，根据所学的内容，对尚未教授的内容有所心得。但是，如果一个人企图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把科学共同体已有的知识重新发现出来，重建一座科学之山，那是绝无可能的。从古希腊算起，科学之山已经增长了两千多年，从伽利略算起，也经过了三百多年。它们是由一代代科学家累积起来的，这些科学家中既有做出了突破贡献的大科学家，也有在具体细节上进行完善的普通科学工作者。我们先进教科书上的一页纸，可能就耗费了几代科学家的时光。
在我们很多对科学史的描述中，科学仿佛是预先存在的一个宝藏，预先存在于某个地方，科学家的任务就是把它挖出来，不论由谁来挖，挖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在这个观念下，记者描述L弄一个什么数学模型左看右看，就找到什么“单筛函数”和“孪生函数”，并且这个公式教科书上竟然有，这是不可能的。把同样的积木交给两个孩子，让他们在不同的屋子里分别盖房子，只要积木块足够多，他们的搭建方式就不可能相同。如果L独立发现了什么函数或者公式，在教科书中绝对找不到。所以这段故事，只能是L对记者讲述的自己以为的事实，或者是记者编造的故事。
这个故事很具有普遍性。我在接到ZY先生的电话时，也曾问他，是否读过陈景润的论文。他几乎是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需要，因为我的方法完全是独创的！”
不妨用下棋作比喻。围棋看起来容易，但要成为专业棋手，需要相当程度的专业训练。那么，是否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位无名高人横空出世，把全部九段统统打败？从一般的想象里，似乎有可能。茨威格在小说《象棋的故事》里就有类似的描写。一个聪明人在牢房中以棋谱作为消遣，一放出来就成了顶尖高手。但在我看来，这绝不可能。一个棋手必须与其他棋手对弈才能进步。一位业余棋手不需要打败九段，只要能打败三四段的专业棋手，就足以引起棋界的关注，他就不再是无名高人了。比如华罗庚，只是找到了苏家驹的一个小毛病，就引起了数学家的重视，由业余走向了专业。
拉马努贾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拉马努贾是一位印度的数学天才，没有受过正规的数学训练，凭着直觉，证明了很多数学公式，也提出了后来被证明为正确的猜想。拉马努贾把这些证明寄给了当时英国的几位优秀数学家，但是由于他本人的证明很不规范，所使用的数学符号也和英国数学家不同，加上字迹潦草，没有几个人能看懂，也就没有人理财他。幸运的是，大数学家哈代看到了拉马努贾的价值，把他请到伦敦，与他合作，发表了大量文章，使拉马努贾步入一流数学家之列。拉马努贾的传奇故事让人津津乐道，也一再遭到误读。在这里，需要强调几点：首先，拉马努贾尽管是天才，但是在被哈代发现之前，他并不是一流数学家，或者说，不是九段高手。其次，拉马努贾并没有完全脱离科学共同体，他的证明只是不规范，并不是完全自创的一个与主流数学范式毫无关系的系统。他的符号也仅仅是不够规范，但是对应着科学共同体能够理解的数学概念，因而能够与科学共同体达成交流。
很多民间科学爱好者与他们的同情者抱怨现在的中国没有人肯做哈代，在我看来，如果你没有遇到哈代，那是因为你不是拉马努贾。哥德巴赫猜想看起来简单，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一个人有能力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他必定已经先解决了某些小一点的问题，并为科学共同体所了解。
所以，中国科学院拒绝审理来自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一切声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不会错过任何有价值的成果。
与此类似，那些致力于发明永动机、推翻相对论、改写进化论、重建心理学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也不会取得有任何科学意义的成果。
在很多科普读物中，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被一个苹果砸出来的，有些人相信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头上也悬着那个苹果，说不定会砸到谁的脑袋，但我相信，就是等到苹果烂了，那个苹果也不会砸下来。
第五章 行为分析：八仙过海，苦追不休#
很多民间科学爱好者相信，自己的脑袋已经很幸运地被一只金苹果砸了个大包。所以他们需要科学共同体来认证：他们真的被砸过了！当然，结论总是不如人意。一再的失望使他们对科学界生出诸多怨怼之心，于是诉诸媒体，求诸官员，或者亲自上阵，用更直接的方式宣传自己的成果，以引起科学共同体或者公众的注意。
民间科学爱好者寻求认可，发布成果的方式大致如下：
◇直接与科学共同体打交道，写信或者上门拜访。写信和拜访的对象包括：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学术杂志的编辑。
◇诉诸媒体，将大众传媒作为写信和上访的对象。
◇求诸官员，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学术机构对之进行成果论证。
◇自费出版，或者刊登广告。
◇围魏救赵：利用某国外媒体的关注，在国内坐宣传。
◇直接的人际传播：校园或教室演讲。
◇在互联网上发布成果。
◇自己注册研究所。
亲密的接触总以伤心了局
许多哥迷告诉我，他们都曾遇到过两种情况：一种是找到非数论的数学专家要求鉴定，人家总是说自己不是研究数论的，另请他人吧；另一种情况是，找到研究数论的专家或相关机构的管理者，他们的回答是让歌迷先写出论文，然后再向学术刊物投稿，“如果刊物认为稿件有价值，会向我们提出鉴定要求的。”于是哥迷们又开始找学术刊物，希望能够发表论文。但刊物编辑都说必须有2~3位数论专家推荐才能刊登，这样哥迷们就掉进了一个怪圈：找专家，专家让去找刊物；找到刊物，刊物让去找专家。哥迷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并且还经常遭白眼，被讽刺、挖苦。（李大庆，《哥迷论证遭冷遇，哥德巴赫猜想不轻松》，科技日报，2002年3月29日）
哥迷的这种遭遇是很多民间科学爱好者都曾经历过的。李大庆在这段描述中不无同情，相信读者也会生出同情之心。很多人把这解释为科学家冷漠、藐视小人物，打击群众的科学热情，等等。然而，那些与民科打过交道的科学家或者媒体人士则深知其中难缠之处。 从第3章的引文可以看到，起初科学家对于民间科学爱好者还是很有耐心的，再如：
1985年，ZY满怀希望地把精心写就的数学论文邮给中国最权威的数学研究机构，不久，就收到了回信：“我们不认为此种方法有学术价值。”一时间，他真的有点儿蒙了。耗费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啊，熬干了多少滚热的心血啊，织就了多少美妙的希望啊，轻轻的一句话就给枪毙了！
但是ZY没有气馁，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吕志贵，《辽宁人挑战哥德巴赫猜想，老红军力荐引来省长批示》，辽宁广播电视报，2002年3月20日）
1990年，他提出并证明了以全体自然数为函数变量的“提根因数定理”，找到了素数的另一种判定方法——“通式模根剩余法”，取代了已沿用两千多年的“艾氏筛法”。1994年，他提出并证明了“中心对称分布剩余点定理”，给出“表偶数为两个素数之和时表法数的计算法则”，从而使哥德巴赫猜想“1+1”关系成立而得到证明。
尽管这段文字完全是从ZY的立场进行描述的，我们也可以知道，ZY曾经得到过回信，但他不愿意接受回信的判断，而是在被认为没有学术价值的“原有基础”上继续研究。
又如：
刚开始，对于专家学者们对他的否定，L总是很气愤，认为这些专家们水平太低。L先生介绍说，江汉大学有一位教授过去对他的研究一直很关心，他第一次上门求教时，这位教授看了他的论文后，认为非常有价值，答应做工作帮他把论文发表发表，临走时还给他了几百元钱，鼓励他继续努力。可过了不久，L觉得这位教授的态度大变，再上门时，教授就叫他不要再费力了，以后再联系，教授的态度也不热情。这事儿让L纳闷了很长时间，后来碰壁碰多了，他也就习惯了。L一方面感叹国内的数学专家不能慧眼识珠，另一方面他还担心别人把他的成果占为己有。（钱忠至，《果真是“拿着锤子造原子弹”吗？——一位残疾人的“哥德巴赫”梦想》，江南时报，2001年4月7日第四版）
这样，民间科学爱好者就陷入一个矛盾的境地。他们希望得到专家的认可，而一旦被否定，就认为专家的水平太低，不足以判断他们的“成果”，所以，他们只期待一个结果，也只接受一个结果，那就是，专家承认他们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也只有承认了他们的专家才会被他们认为有水平。因此，民间科学爱好者给专家写信，名义上虽然是请教，其实并没有交流的心态。他们只愿接受肯定的意见，不肯接受否定的意见。这不是交流，而是逼供。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相信，他隔两天就跑过来，把这件事情重新对你说一遍，你该怎么办？李大庆写道：
王元先生说，有许多人来信与他讨论哥德巴赫猜想，有的人不分昼夜还往他家里打电话讨论，更有甚者，有人不知怎么知道了王元家的地址，上门非要与王元讨论哥德巴赫猜想，弄得王元哭笑不得。
这样的人，不要说成百上千，就是只有一个，也足以干扰王元们的正常生活。我很佩服他们的本领，竟然能够在一天之内问到我家里的电话。对于民间科学爱好者这种死缠烂打的精神，有人也难免说出过激的话来。当然，大多数人选择了回避。在“时空连线”中，白岩松建议李福安研究员做哈代，李福安心有余悸地说：“不能沾，一沾就甩不脱。”北大哲学系刘华杰副教授总结出另外的经验，即对所有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一律说：“你写的这个东西，太高深，我看不懂。”
诉诸媒体，求诸官员
民间科学爱好者一边努力通过正常的学术途径得到认可，一边寄希望于通过大众传媒一举成名。
从中国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所具有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看，绝大多数编辑记者对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论点并不具备判断能力，但是他们有时会被其“精神”感动，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这本小书中的很多例子就直接引自大众传媒。（很多民科的陈述都经过了自己的加工，而把民科当作落难英雄的报道也常常处于义愤或者同情，对所描述的事件进行了改写。尽管如此，剔除其中的泡沫，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有关民科的行为和心理的诸多信息。——作者注）
不过，即使在大众传媒上露脸也并非易事，绝大多数民科都不能像敢峰老先生那样，自己就主编一个专辑。有的民科采取了更绝的招数——刊登广告！第三章中我们说到，为了赶时间，有位哥迷在报纸上按广告价格购买版面，发表成果。与此类似，还有很多人自费出版“学术著作”。当然，这些著作的印数通常只有一两千，大多数只能赠送——从营销角度，他们比伪科学要逊色多了。我本人就收到过这样的赠书，并被要求给予评价。
论证会是民间科学爱好者非常渴望的待遇，那样，即使少数科学家对小人物有偏见，总会有识货的人，不至于被剽窃，也不至于被一棒子打死。然而他们还是常被一棒子打死。
广东一位哥迷，在屡次向有关单位寄送自己的研究成果无望后，曾给某权威单位写信说：“为使贵单位能够审看我的论文，我想出资委托贵单位举办有关我的论文的答辩会。答辩会的规模为：邀请20名专家，每一专家审稿及出场费200元，租场地，印刷，劳务及一切会务费均由我承担，望贵单位全力支持，并给予答复。如果半个月之内我未收到答复，则算贵单位已认可，我将携资金和资料前往贵单位，届时望接洽。”该单位立刻复函，告之不会为他的成果举办答辩会。（李大庆，科技日报，2002年3月29日）
也有民科成功地被论证了，我这里有两个案例。也许不是巧合，这两个论证都是由于政府官员的关照才得意进行的。一位是辽宁的ZY，据报道：
直到2000年9月，离休干部，原省轻工厅副厅长刘国保知道了他的遭遇后，情况才有了转机。这位老干部1932年在江西兴国县参军，在四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立下赫赫战功……解放后，上级为了培养他，把他送进学校读了四年书。他数学非常好，工作之余，他还经常演练数学题，把它当作另一种休息，这习惯一直保持到离休之后。陈景润取得了哥德巴赫猜想“1+2”的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后，刘保国格外开心，也格外地关注此事。2000年9月，听说ZY向哥德巴赫猜想挑战受到了冷遇，他就马上写信给ZY，鼓励他把研究搞下去。ZY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立即到沈阳拜访这位老红军。两人见面了，没有多余的客套，一个讲，一个听，一个提问，一个解答，一个步步设防，一个层层解扣。很快的，老红军凭着他多年数学的基础和悟性，感到ZY的科学研究是有价值的，是成功的，“我写信给你往上反映”。（吕志贵，《辽宁人挑战哥德巴赫猜想，老红军力荐引来省长批示》，辽宁广播电视报，2002年3月20日）
这个描述同样有很多演义的成分，显然，这位老干部对于哥德巴赫猜想并无判断能力，什么步步设防，什么层层解扣，全是记者的妙笔生花。可以肯定的是，老干部被ZY的精神打动了，于是：
白发苍苍的老红军开始写信了。这是国宝级的人物啊，他要给国家推荐的也是国宝，他要拿出在长征路上大腿受伤也要走完全程的精神写信，一直到有结果。但给在北京的那家权威的数学研究机构写，没有回音；他给中国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最权威的院士写，也被置之不理；他便开始给省领导写，并且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催问。他认为，ZY的成果如被证实，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奥运会的十个八个冠军。如果我们不支持，将来可能犯一个大错误。他不停地写，不停地催问。2001年11月，它的信辗转被送到省长薄熙来手里，终于有了结果。日理万机的薄省长非常重视，马上批示给省教育厅厅长张德祥：请德祥同志主持东大、辽大的专家给看一下，召开一个学术会。
ZY的成果论证会终于于2002年3月5日在东北大学举行，3月20日，《辽宁广播电视报》予以报道，然而，该文对于论证结果却只字未提。3月21日上午，我在接到ZY的电话时，他气宇轩昂地说到了这个论证会，但他用的是将来时。
论证的结果可想而知。
另一位曾被论证的是J先生。J大概是学历最高的哥迷。据报道，他是中国航天总公司某单位退休高级工程师，早年曾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空气动力学专业，后来长期从事资料编译工作，业余时间钻研数学。他自称证明了包括费尔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五大数学难题中的四个，甚至他证明费尔马大定理的时间也要早于英国人怀尔斯，怀尔斯正是因为这个成就获得了菲尔兹特别成就奖。J愤愤不平，为他写报道的记者也愤愤不平。然而，就是这位记者写道：“1978年，在科学院前院长方毅的关心下，科学院数学所曾组织过J先生费马大定理证明的研讨会，J的证明被否定。科学院通知J所在单位对其正确引导，不要做无谓的探索，多做一些现实的对社会有益的事。”（《蒋春暄：想蹬自行车上月球吗？》2001年10月29日，科技日报）
可以想见，J先生同样没有接受这个论证。
墙外开花墙里还是不香
与其他民科相比，J先生还具有直接与国外学者沟通的能力。在《科技日报》上为J鸣不平的记者这样写道：
桑蒂利是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强子理论的创始人。他在给J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是新书写理论的领袖，在这方面，你的工作是最出色的。”“我想借此机会对你工作的历史性的潜在价值表示极大的赞赏。”“数是所有科学的基础，新数理论每500年出现一次，这足以说明你工作的重要性，我想将你的工作在《代数群几何》杂志上发表，而后出版你的专著，以使你的工作在世界科学家传播。”这些赞美支持并非是纯粹的外交辞令，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言。桑蒂利说到做到，在他的帮助下，这些年来，J在《代数群几何》上发表了“费马大定理证明”、“iso数论基础”、“费马大定理-桑蒂利iso定理”。在新千年到来之际，《代数群几何》杂志出版专辑《千年末科学中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其中收集了J的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黎曼假想否定等共100个证明。2001年，J的“大数分解法”和新哲尔假说证明也已收到刊出通知。
能够被一个外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如此赞美，不论是外交辞令，还是内心真言，都会被某些中国记者拿来当尚方宝剑。然而，张利华研究员却发现：
科技日报所称的美国权威数学刊物《代数群几何》（Algebras, Groups and Geometries）是美国基础研究所办的刊物，一般世界权威的科学期刊都被收录在《SCI》科学引文索引系列中，《SCI》目前收录3000余种期刊，我国被收录的期刊已有52种。而《代数群几何》没有被《SCI》收录，这说明此刊物没有被科学共同体接受为权威的数学期刊。……科技日报称J先生的支持者桑蒂利（K. M. Santilli）是美国著名的物理和数学家，笔者仔细查看了桑蒂利的简历，发现他从来就不是数学家。
根据张利华所调查到的桑蒂利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看，桑蒂利本人也很像是一位民间科学爱好者。
八仙过海，赤膊上阵
大部分民科既没有能力求得政府官员的帮助，也无法在外刊发表文章。有些民科干脆赤膊上阵，直接进入校园，做一个校园演讲家。他们自己印制了很多材料，见人就送，见信箱就塞，或者找个地方，摆摊就讲，很江湖的感觉。
北京大学物理系97级学生吴昉写过一个帖子《我所认识的七个理想主义者》（引自吴昉的个人主页http://www.stanford.edu/fangwu/myoriginal/lxzyz.htm），在很多论坛上都有转发。其中写到一位从事校园演讲的民间科学爱好者，极为传神，他的评价也很中肯。
……那天我没招谁没惹谁，在三教愉快地上着自习，忽然见到一个神态猥琐的青年，不打招呼，理所当然地进了教室，在黑板前站定，从容地卸下肩上发白的挎包，轻放在讲台上，对着下面成排的天然听众，鼓足真气，远远送出一句话：我叫刘进，耽误大家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数学发现……
我记不太清楚后来他都说了些什么话，总之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散发一些油印的资料。破破烂烂的篇子，挤满数学符号，一下子激起我鉴赏的冲动。可我跟着推敲了两分钟，就忍不住想要笑出声来，因为那上面大书特书的一种所谓“数字空间”的东东，说穿了就是一个复杂点的杨辉三角，小学就学过的玩艺，居然被他用个硕大名词包装得金光闪闪，还煞有介事地拿到北大来兜售，不沦为笑柄才怪。事实上我的前后左右绝大多数连看都没看就把那些数学公式丢在一旁，就像对付街头广告那样。面对这样的局面，刘进似乎并不在意，资料发完一圈，重回到前面，不慌不忙地说：我发的这些资料，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花一块钱买下来。话音未落，教室里已是躁动一片。他见状赶忙解释说：别看印得很破，都是我自己花的钱，很不容易，大家买一份也算是对我的支持吧。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一年之后，新东方化学所的GRE教室里。上课前十分钟这位老朋友大模大样地坐到投影仪前面，对着麦克风，镇定自若地说，大家好，我是青年数学家刘进……台下学生已经差不多到齐，闻听此言顿时一阵嘘声。他竟分毫不受干扰，自顾自地拿起桌上备的水笔在投影仪上写写画画起来，边画边讲解，于是教室前方的大屏幕上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个个扭曲的圆圈，里面填满阿拉伯数字。时值盛夏，满屋的GRE同仁早就背词背得烦躁，恰碰到这么一个不识趣的家伙不合时宜地谈什么“数字空间”，都觉得遇上一个黄金机会发泄心中的郁闷，随机嘘声四起，声振屋瓦。我真的很佩服刘进的定力，居然就能那么无动于衷地于四面楚歌之中把他的理论从二维推广到三维，再从三维推广到四维。正当他攒足勇气要向11维进军时，忽然全场欢声雷动，原来是填空主讲陈圣元驾到。我恐怕陈圣元这辈子也没受过如此的拥戴，因为他完全是凭着本能兴奋地挥舞上半身向广大同学致敬。进一步讲使下面的掌声更加汹涌地爆发，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慷慨的喝彩有一多半是在赶刘进走人。陈就这么被众人的掌声推搡着上了台。这时刘进终于有点认识到自己的尴尬了，呆笨地僵在台上。刘进慌忙起身被动地和陈握了手，在众人哄笑声中仓皇逃来。
虽然周围都在幸灾乐祸地议论着方才发生的一切，我却无论如何笑不出来。在我看来，刘进的无知已经到了一种让人悲哀的程度。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恭恭敬敬地举着一个分文不值的瓦罐，一本正经地逢人便讲这是他从某个孤坟荒冢里挖出的商朝军用水壶。 我没有钻研过刘进的文章，不敢妄评对错。但是我敢说，他的“数字空间”理论，即使是对的，在数学上也不会有很大的意义，不能算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更不值得他如此费力地推销。我知道他为了提高“数字空间”的知名度吃了很多苦，比如给饭店打下手，给人蹬三轮，但是这些苦吃得完全没有价值。刘进的悲哀就在于他认为他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有这个时间完全可以认真地学一点真正的数学。无可否认，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就是坚持他的理论，希望得到大家的承认，但是这个理想不值得我们仿效，而且这几年他除了四处做广告，并没有什么新的工作，不由得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想吃这个“数字空间”一辈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就连起码的科学精神都丧失了。
今年春天我又一次在三教聆听到他的演说，这回他的圆圈明显比一年前有进步，油印资料也比上次的清楚多了。那资料上面说，他发现“数字空间”的那个晚上，从学校图书馆出来的时候，觉得空气格外新鲜，立志要把他推广出去。看到这句话，我献给这位理想主义者的，除却同情，就真的不剩什么了。
但是，校园演讲家自己的描述与旁观者的认识却有着天地之别。温州的Z先生也喜欢到校园演讲。他自己印制的材料中就有这样的标题：《北大物理楼前设擂台，与世界顶尖科学家“战斗”》，《到中央党校的科学宣传与个人请求》《到北大、清华作现场科学讲解，碰上人就讲！》。Z的自我感觉很好，他在北大散发的材料中，有这样的句子：“‘潜移默化浙大教授’，这是本人第十次到浙江大学作科学宣传中的一句话。浙大众多的教授已思考、学习着本人的论文，他们正小心谨慎的接受着一个极度创新的科学理论，一个被实验与事实支持着的理论，一个与当今基础科学教育尖锐抵触的理论。”
网络为民间科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机会。这是一个几乎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就可以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的媒体。在很多论坛上，都不时会出现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帖子。这些论坛的主体不一定是科学有关的，甚至风花雪月的论坛上也会出现他们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或者永动机的论文。当然，也有民科自己主持的论坛。
对网络利用得最充分的民间科学爱好者无疑是朱海军。朱海军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文化象征。从某种意义上，网络使朱海军达到了自己的一部分人生目的，他成名了。这个名声不一定有他期望的大，但是至少，在他去世三年后的今天，仍然被谈论着。
朱海军是以宣传“人类体质进化新论”而知名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科学出版社曾看到朱海军寄来的厚厚的油印论文。他对人类从猿到人的直立行走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惊世骇俗的观点，因为他将性交体位作为人类站立起来的核心原因。朱海军认为：由于人类的祖先采取了面对面的性交体位，长期以后，男猿就把女猿给压直了，女猿就站立起来。而男猿，因为是女猿生的，也跟着站立起来。朱海军把这种使女猿站立起来的力量命名为朱海军力。这种解释如果成立，需要证明三个前提。首先，必须证明拉马克意义的进化论成立，用进废退，后天获得症状能够遗传；其次，男猿女猿确实长时期地采用了今天人类的特殊体位，并且这种体位确实使得女猿趋向直立；第三，女猿的直立体征可以通过生殖遗传给男性下一代。
2000年，我偶然在网上一个论坛里看到朱海军又在宣传他十年前的观点，只是不再使用朱海军力这种说法了。我相信朱海军长达十年的理论宣传中，已经被很多人反驳过，劝导过，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是什么力量使朱海军能够对已有的生物学理论视而不见，顽固地坚持在今天已经毫无意义的独创呢？我倒是想要把这种力量命名为朱海军力。”
自立门户，公私合营
组建民间研究机构是民间科学爱好者为自己正名的一个方式，如果能够与正规学术机构合作，就更有说辞。典型的案例是《南方周末》报道的F先生。
F出生于1950年，1975年从不对复员进唐山唐家庄煤矿当井下采煤工，不久开始病休。
1978年至1996年的18年间，唐家庄矿按当时工资级别的60%发给F工资，“一个月40块钱，九十年代后涨到了120块钱。”在这18年间，这位病休的青年采煤工不但从年龄上步入了中年，还折腾出一个学说和一个研究所。先是在1987年，他称“大规模地发现了地球爆抛月球的地-月貌痕迹及地球收缩演化系统规律”，从而创立了“地球抛月学说”，接着于1991年自费由海洋出版社出版论著《月亮起源于地球爆抛》，童年着手评估地球抛月学说的经济意义，得出“唐山将成为世界及科学发祥地”，“世界科学旅游城及专利文化中心”等令人难置可否的结论。1994年4月，在工商局注册民办科研机构“博天达地学哲学研究所”；1995年与唐山师专合作建立“月球起源研究所”，被聘为研究员，名誉所长。（刘学斤，《冯宜全，一个人的学说》，南方周末，2000年4月7日第一版）
可惜好景不长，1997年5月，“F与唐山师专的合作彻底破裂”。
据报道，1991年F借款7000元自费出版《月亮起源于地球爆抛》之后，曾经迎来了一段容光焕发、春风得意的岁月。他以书信方式与全国各地的50多位学者建立了联系，其中不乏大帝构造学家，西安地质学院的张伯声和创立地洼学说的中科院院士陈国达这样的著名学者，中国核工业部研究院、唐山工学院曾特别邀请F去做专题讲座，中科院南京地理所研究员郑长苏也专门差人将F请去座谈，一时间人气盎然，前呼后拥。
但是，F的出行大多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反过来，F也认为这是专家的水平太低，不足以理解他。他说：
若要涉猎地球抛月学说，需要天文、地质、地理、哲学四个博士学位的人才，从现在开始培养，也得30年后才能实现。我30年来自学高等文化，就时间而言，也是一般博士的3倍；就创造力而言，倍数更高；就专业而言，是独到之学。
除了F之外，民间科学爱好者创办的这类研究所还有很多，涉及到很多门类。当然，我这里并不是否定民间学术研究所，事实上，国外的很多一流研究所都是民间的，中国人熟知的哈佛之类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私立的。所以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并不等于民科。判断一个民间研究所的性质，关键要看这个研究所的所谓研究成果是否能够与科学共同体进行交流。
第6章 心理分析：撞遍南墙不回头#
偏执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产生有其社会心理根源和时代背景，也有其自身的心理因素。凡是与民间科学爱好者有过接触的人可能都会感受到他们顽强的毅力，坚韧的精神，见到黄河心不死，撞倒南墙不回头的勇气。这种心理特征可以描述为偏执。
偏执也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偏执是民间科学爱好者最核心的心理特征。从偏执这一特性出发，可以对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很多行为作出解释。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心理线索：偏执——刻苦——全身心投入——生存能力极低（苦行）——无法交流——不能正确认知自己的状况——孤独——自大——自我崇高——殉道感——巫术心理。——作者注）正着说可以叫做坚持真理，反过来就叫做执迷不悟。民间科学爱好者本人当然要正着说，他们不但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有价值的，而且是可以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的。同所有的偏执者一样，民科的偏执也是其自身难以认识的。
由于狭隘，民科表现出一种刻苦顽强、敢于牺牲的精神。他们的刻苦与牺牲远远超出了常人，甚至媒体中描述的陈景润和蒋筑英也未必能与之相比。民科的个人生活大多比较糟糕。尽管其中有些人不乏才智，但是他们却不愿变通，不愿暂时放弃自己的“科研事业”，解决好生存问题。更多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甚至无法融入社会，生存能力极差。有些人放弃了个人生活，放弃了家庭，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科学共同体不屑一顾的理论上去，甚至倾家荡产，借债度日，有的到了举债无门的地步。
2002年8月，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也引来了很多哥迷参会。大会注册费4000元，对于普通数学家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但是，却有很多哥迷自费参加。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我见到了来自天津的刘先生。这是一位农民哥迷，从他的衣着看，就如一位正要出工的普通民工，鉴于他正式注册代表的身份，我相信他已经把自己最好的衣服穿了出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找会务组的工作人员要求安排小组发言，遭到了拒绝和推诿。组委会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这次大会没有门槛，任何人只要交钱就可以注册参会，但是学术发言则要经过论文审核。很多刘先生这样的哥迷要求发言，都被拒绝了。而刘先生则说，没有人支持他的事业，借钱都很难。
全无敌
由于偏执，民间科学爱好者是难与交流的。不只是在学术方面无法交流，甚至在普通的正常生活方面，也很难交流。我曾经在关于民科的系列文章中写过与沈阳一位神人的接触。神人写了一本名为《生命》的书，自费出版。我也很想像小说《永动机患者》中的那位大学生那样，让他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中我用尽种种手段指出他的逻辑漏洞，希望他能有所反思。但是我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对于我的任何质疑他都能找到反击的解扣。他时而相信此书能救苦救难，时而不在乎是否能得到俗人的理解，时而说自己达到了神佛的境界，超出了前任的理解范围。我深信，神人已经达到了全无敌的状态，百毒不侵了。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个人的幻想之中，同这个他其实很想得到认可的世界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交流了。只能是他传道，他被崇拜，他自我修正教义，而不可能是他被别人改正。”（田松，全无敌，《堂吉诃德的长矛》，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我把这种永远正确的偏执状态命名为“全无敌”，这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共性，它正是偏执的一个表现。
我所接触过的民科都很能说，但是能说并不是善于言谈与交流。恰恰相反，他们就如无昉所描述的校园演讲人，几乎不考虑听众的反应，只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你是否听懂，是否同意，甚至是否在听，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如果和一位民间科学爱好者通电话，你就是放下听筒过十分钟再拿起来，他也没意识到你的暂时失踪。你也不会漏掉什么内容，因为同样的话他们会重复很多遍。
2002年6月27日晚，温州的Z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电话里，Z口若悬河，讲他如何十进浙江大学演讲，潜移默化浙大教授；讲他在北大演讲如何受欢迎，材料如何被北大学生抢光；讲他的物理学发现如何重要，讲他对科学家常识错误的批评。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我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只能努力地在他说话的间隙，插入我的问题。然后，Z马上会回到他的话题，继续宣讲，除了致力于永动机以外，Z同样对很多社会问题发表了意见，比如“科学家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很容易得到舆论的关注与宣传，这不合适”。然后他指出了他所认为的可虚假所犯的重大错误，抱怨“普通群众纠正科学家科学错误的论述，报社就是不宣传。”“与科学家的错误做斗争怎么这么难呢？”（赵兴龙，《到中央党校的科学宣传与个人请求》，打印稿）Z对哥德巴赫猜想也有看法，他认为，“2+1”、“1+1”都是科技骗局，根本没有价值。而这个骗局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导致的。所以他对徐迟的离世方式用了一种很情绪化的评价，并说：科学界不应该被一部报告文学所左右。
我在插入的问题中，坦率地表达了我对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看法，也告诉他我正在写的是一部什么样的书。Z后来写来一封信，同意我把他作为案例写到书中。下面是我们之间的一段电话记录：
问：您从事热力学研究，都看过哪些热力学的专业书籍？
答：这个热力学的书都是一样的，看过一本就够了。我以前搞电机，电机的书都看过。我以前是很喜欢看书的。我们图书馆我捐过1000元，是图书馆收到的第一笔捐款，当然现在捐十万、八万的都有……
问：您写了这么多论文，给专业杂志投过稿吗？
答：专业杂志我也送过，比如我这个论文吧，我送给《物理》杂志，就是那个物理学会的，他们的那个编辑还是很有水平的，说可以考虑，但是要领导决定能不能发表。一问他们领导，领导说不同意发表。我们普通群众要指出科学家的错误是非常困难的……
问：可是物理类的杂志有很多，不只《物理》一家，你给别的杂志投过吗？
答：这个吗，有个道德问题，我们不能一稿两投。我给了这一家，就不能给另外一家。
问：可是《物理》杂志不是决定不用了吗，你就可以给别的杂志了。
答：我已经给《大学物理》杂志了，我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用，不过还没有消息。我们这个科研……
问：Z先生，我还想问一下，你平时经常阅读哪些专业杂志？
答：这个没有。我以前订过一些杂志，现在都不订了。我觉得要集中精力，信息量太大分散注意力，对我们的研究没有什么好处……
问：Z先生，你既然给《物理》和《大学物理》投稿，总应该知道这些杂志都发表些什么样的文章吧？
答：这个不要紧，不发表也不要紧。我说了，我可以不断地讲，时间一长，我的观点就会潜移默化，大家就会接受。我们要回报社会，为社会做贡献……
从这单对话看，Z基本上也处于全无敌的状态之中。对于所有的质疑他要么拉开话题，要么强辩，不大可能被说服。
后来，Z又来过几次电话，每次的谈话情形大致相同。不过，我还是坚持对他的情况进行了一番了解。Z先生在电业局工作，做过技术员，也做过培训学校（经过反复追问得到的结论，但仍不能确定）的老师，教电机。Z先生读过专科，专业大概是电机工程。他自称看遍了电机类的所有书籍，开始还去图书馆，后来图书馆里的书都看了，不需要再看了。由于电业局严重超编，开不出钱来，他现在用别的生意维持生存。他家里生产一种专门为结婚准备的糖果，叫做糖金杏。金杏就是石榴，有子孙满堂的口彩。相对而言，Z先生是属于个人生存问题解决得不错的一位。
难得的是，Z很有社会责任感，在20世纪80年代，1000元还是很大一笔钱，而Z把它捐给了图书馆，可钦可佩。
自大与悲壮
从前几章的引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所有的民间科学爱好者都把砸在自己脑袋上的苹果想象得无比沉重，无比珍贵。不约而同地给自己的成果赋予极高的价值。J先生、ZY先生和Z先生无一例外。又比如F先生，1997年初，他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地球抛月学说已经揭开月球起源历史”，“将是近代科学最伟大的发现”，“应该获诺贝尔天体物理奖、瑞典克雷福特地学奖和丹麦安德森天体物理奖。”
有些民科还喜欢给科学家找毛病，一旦找到一个，会把它极力夸大。其实很多时候完全是处于自己的误解。比如Z就认为自己找到了很多科学家的错误，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2000年出现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因为望的时刻发生在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七）的北京时间3时37分，已经是农历十七的凌晨。Z先生说，这是错的。因为农历每天的起点是早晨5点，不是零点。所以9月14日3时37分仍然是农历八月十六，民间叫后半夜。（关于这个问题，中国上古天文学史专家陈久金研究员的回答大致如下：从西汉开始，中国农历每一天的起点就是子时，零点。与现在一致。至于在此之前是否有其他说法，并没有确证。但是，民间有另外一种计时方法，把夜里的时间分为五更。五更通常算作一天，不作两天。子时后叫做后半夜。五更的重点一般规定为日出前三刻。这样，五更的长短并不一致，可以说每天都不相同。在春（秋）分，太阳在早六点升起，五更的终点就是五点一刻。春分后，日出提前，五更的终点也会提前。而在冬至时，日出最晚，五更的终点将近七点。从这个角度说，Z先生认为2000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七）3时37分仍然是农历八月十六似乎有点道理。但是，陈久金先生指出，这只是民间的一个纪日方法，官方的天文学家从来没有采用过这种方法。而农历，当然是官方颁布的。）对于这个错误，Z表现出了超常的气愤，他在文章中写道：
有一年科学家提出“今年中秋，十五月亮十七圆”。科学家上了电视，报刊大量宣传，科学家成了明星。“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是臭知识，“十五月亮十七圆”毫无疑问是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提出这个科学的科学家根本就不想一想农历的每一天开始于哪一个时间，不弄清楚农历的每一天开始于何时，怎么研究农历，怎么就随便上电视出镜头，大讲“十五月亮十七圆”呢？（我受不了了必须要吐槽了大叔你这是在怨念“为什么他们都能上电视但是我不能”吧！一定是吧！——录入者注）
民间科学爱好者四处碰壁，他们相对贫寒的生活，反而使他们产生一种很悲壮的感觉。从他们的言谈中可见，他们常常把自己与那些被冷落的孤独的先知相比，与遭到迫害的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相比，同时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一夜成名。很多民科都喜欢用这几个人物给自己打气。
没有生活费和F所需的科研经费，F家生活主要是靠F的妻子郑萃英一个人每月500多块钱的工资维持。“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家庭，唐山有几家？”对那段经历刻骨铭心的郑萃英回忆说，“F自学了30年，搞了20年科研，花了3万多块钱，全从我的工资中挤出来。20年来，我们没节没年没生日，每天我中午下班，他都伏案劳作，我就去做饭。我母亲是我们的死硬反对派，说人家都不搞的，这么多年你们还搞？总恼。我不是没脑子的人，就是因为他这科学很重大，如果现在不搞撂下去了，只能是国家的损失，我想的是这个。”（刘学斤，《冯宜全，一个人的学说》，南方周末，2000年4月7日）
这段文字让人感慨。我想，当F的妻子做这样的陈述时，这对患难夫妻的内心恐怕会有一种强烈的悲壮感，但是却让我感到深入骨髓的荒谬。一座沙子堆出来的大厦会因为制造者的刻苦和支持者的虔诚而变成花岗岩吗？
由于偏执，由于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民间科学爱好者对自己的处境，对周围的环境很难有情形的认识。他们常常从自己的意愿出发，错误地理解他人的意思，甚至把否定的意见理解成肯定的意见。Z在电话里说，北京林业大学刘家冈教授很支持他的科学活动，并给我留了刘教授的电话。但刘教授在电话里却对我说他从来没有支持过他，也没有从民科那里发现过有价值的思想。
Z在自己散发的材料中，把自己的一篇论文称为9·11论文，因为是在9月11日这一天送给温州发电厂厂长的。这种哗众取宠的招数也是民间科学爱好者喜欢用的。这篇论文的第二作者赫然是浙江大学物理学博士沈建其，并提供了沈建其的电话。2002年10月30日，我拨通了这个电话，确有沈建其其人，接电话的是沈博士的同屋何博士，他说沈建其从来就不同意Z的观点。
行为艺术与巫术
F在《南方周末》上的亮相引起了读者的反响。《南方周末》辟出了很大的版面，刊出了正反双方的意见。（《宗教激情VS行为艺术》，南方周末，2000年4月28日）正方的意见恰恰反映了很多人对科学活动的误解。有人说：“一个人独自创立了一门学说，不管它得不得到承认，都是可歌可泣的。”也有人说：“谈科学就谈科学，不要和人的身份连在一起，难道科学只许博士、教授研究，其他人不许涉及吗？在世界上还没有大学的时候，难道科学就无人研究了？”反方之中，深圳贺承军先生指出：“对他的研究，我斥之为值得重视的思维习惯产生的毫无价值的垃圾。如果这种思维与文本还有价值的话，就是整体上类似于一场历时数十年的行为艺术——由他机器家人历时三十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关于‘科学研究’的行为艺术。”
尽管是垃圾，但是毕竟是从思维中产生出来的。如果要对民间科学爱好者表示肯定的话，我想，他们可能享受到了思维的乐趣。我希望这种思维的乐趣能够补偿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正如在网络上同样体验到高潮的朱海军，他的生活也许是幸福的，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又有多少人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这种乐趣呢？
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很多民间科学爱好者来说，这种乐趣不是来自于思想的乐趣，就在这本小书快要定稿的时候，我看到了地震出版社出版的《相对论再思考》，这是一本挑战或者质疑相对论的文集，共有六十多篇论文。文集的序言有这样一段话：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仿真，推动相对论问题的学术讨论，自1999年9月起，“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开辟了“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争鸣”系列学术讨论，已举办32词。2000年7月29~3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学术会议。会议代表除北京学者，还有来自上海、天津、广州、珠海、程度、贵阳、西安以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学者。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议题：（1）“光速不变原理”是否成立；（2）洛纶兹变换是否正确；（3）爱因斯坦相对论适用范围。会议讨论自始至终十分热烈，促进了不同观点专家间的认识、交流和团结。在代表们的一致要求下，会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二届全国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学术会议，并成立了第二届会议筹备组，还决定出版《相对论再思考》论文集。
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坚持百家争鸣仿真，在保证一定学术质量的前提下，除了系列讨论的参加者和第一届会议代表所提交的论文，我们还扩大范围，邀请其他有独立观点的学者供稿。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相对论再思考》成为近年来中国有关相对论研究中独立观点的一次集大成以使广大学术界作深入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考虑到序言的语气、口吻，一般读者恐怕会肃然起敬，相信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集。然而，如果对论文的作者和所谓全国相对论学术会议有稍多一点儿的了解，就会有忍俊不禁的感觉。艺术家徐冰曾经用了两年的时间造了4000多个汉字，用这些汉字印成了一本看起来很正经的书，用纸、装帧、版式舞步酷似线装本。然而，里面所有的字在字典里都找不到，因为全是徐冰自己造的。所以，这本书只是看起来像书而已。同样，这部《相对论再思考》只是看起来像论文集而已，里面全是民间科学爱好者自己造的论文。在我看来，这部文集就是一个行为艺术的产品。我相信他们的讲座、讨论会使他们产生更多的从事学术活动的幻觉和快感。这就更像是行为艺术了。
编者期望这部文集能够提供给“广大学术界作深入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参考”，的确会有学者参考这本文集，但绝不会是物理学界。
从局外人的角度看，民科的做法确实类似于行为艺术，但是从其自身的角度看，则与行为艺术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行为艺术家清醒地知道，这是艺术活动，是模拟，而不是被模拟的行为本身。但民科却认为自己真的在从事科学活动。
在我看来，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颇有巫术的特征。
费曼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二战结束后，南太平洋某地土著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祭拜仪式。他们在原来的美军机场旁盖了间小茅屋，屋顶插着几根竹子，还有人坐在屋里，头上绑着两块木头。还有人手举小旗在机场上跑来跑去，不停地仰望蓝天。这个场面一定让人类学家感到兴奋，而谜底却让人啼笑皆非。他们是在等待飞机。他们在战时看惯了美军飞机降落的场景，也常能分到机舱里卸下的东西。美军撤离后，这些好处便再也没有了。于是他们用木块来模拟耳机，用竹竿来模拟天线，重复他们所观察到的美军的操作过程，期待轰隆隆的飞机从天而降。（故事见三联书店版吴程远译费曼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中“草包族科学”一节。从其英文（cargo cult science）字面上的意思看，应为“对机舱中的货物进行崇拜的科学”。）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与此相似，他们模拟科学共同体的某些行为，发表论文，进行学术讨论，参加学术会议，甚至在论文的写作上也模仿得惟妙惟肖，什么内容摘要、主题词、索引、致谢一应俱全。在这种模拟中，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甚至感受到了与被模仿者的同一，就如唱卡拉OK一般。
巫术不仅是原始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现代的所谓文明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常常会求助于巫术。爱情总是要两厢情愿，而如一方苦苦追求，另一方无动于衷，甚至心生厌恶，唯恐避之不及，追求者于无奈之中，就会期盼与某种巫术存在。这类巫术在小女生中很有市场，比如把涂抹了自己眼泪的玫瑰花瓣夹在对方的书里60分钟或者贴在对方的照片上一个小时，每年“是我的早晚是我的不是我的给我也拿着”七遍，可使之回心转意。人类学家把施行巫术的途径分为两类，一类通过模拟，如费曼所说的“故事”；一类通过感染，如小女生的爱情巫术。
感染类巫术希望通过与对方有关联的物品对其行为进行控制，或者获得与之相似的性质。比如原始人把老虎皮披在身上，就以为自己可以获得老虎的威力。如果用一个老虎面具带在头上，则属于模仿。如果在这个面具上装饰了真正的老虎须，便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了。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巫术也常如此。民科在模仿的同时，也常常把与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的各种交往挂在嘴边，以获得感染的力量。
出版和发表是民科的重要面具，比如F先生认为，“任何学说一经正式出版就是科学权力的公认，就是永久性的科学文献，这与其价值公认毫不相干。我在学术界不断发展，在科普界和报刊界不断地做科普介绍，了解的人多了，不就形成一个科学理论啦？”（刘学斤，《冯宜全，一个人的学说》，南方周末，2000年4月7日，“人物”版）Z也有类似的观点，以为只要不停地讲下去，就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北大、浙大的教授。
从Z散发的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具有原始思维或巫术心理的句子。他把某些自然现象与他的个人行为相提并论，想象自己具有重大的意义，如：
某日，晚报刊出我这位技术员的事，当夜，海水汹涌上岸冲洗二十人。
正月初一至初八，推着黑板在五马街向群众讲解创新科学，初九停讲即发生了二·二四民航客机坠落温州的空难。
惊天动地的发明报告给中国专利局，中国专利局“把温州动了500里”，变成了“福建省温州市……”
预定到杭州讲学，二次均未能成行，发生龙港大桥被撞断，金温铁路塌方，火车出轨。
蜂皇靠了蜂乳而成蜂皇。在三年困难时期，敲咕作业，温州人黄鱼代饭。东海黄鱼大种群的消失，必定神化出温州各行各业的群星璀璨。
第7章 社会背景：灵机一动，铁杵成针#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特殊的心理特征之外，还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应该说，民间科学爱好者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年代都有，但是，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阵容并不多件。在我看来，这与中国1980年前后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所以，他们的年龄一般不会低于30岁。1967年出生的朱海军基本上就是民科年龄的下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同时，也开始从理想主义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这使得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代成为“夹缝中的一代”。这一代人在少年时受到的是理想主义教育，刚刚过了青春期要走向社会的时候，理想主义却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有远大的或者宏大的理想，比如为人类造福，为祖国争光等等。与这个理想相比，个人的生活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说不出口的。连谈恋爱都要志同道合——特质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不用说个人的幸福，连性命都是随时准备奉献的。这种理想主义也伴随着对苦行的推崇和对牺牲的赞美，苦行与牺牲都被赋予了崇高的意识形态价值。这种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本来就有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简直是受虐。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为了远大目标的苦行和牺牲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也渗入到大众语境，邱少云、黄继光这些战时英雄一直是少年人的榜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平年代的英雄也充满了牺牲，罗盛教、欧阳海、刘文学、向秀丽……一系列闪光的名字都与牺牲有关。当不足以牺牲性命时，就会凸显对个人生活的牺牲——苦行。小时候学大庆，一个重要的章节就是大庆人先生产，后生活——先盖厂房，后盖宿舍楼。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在报纸上看到某某劳模为了事业，长期两地分居、几过家门而不入，为了神圣的事业，在偏远地区工作多少年等等。今天，当我们重读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时，也会发现，其中仍然洋溢着对苦行与牺牲的歌颂与赞美，仿佛没有苦行，没有牺牲，就不足以证明事业的伟大。把现在很多以赞赏的态度描写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报道与徐迟的报告文学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有惊人的相似。
这样的语境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不熟悉的，但是，却是那一代以及上几代人所熟悉的。民科的苦行和牺牲与这种宏大叙事的语境正相一致。反过来，也只有从小受到了这种理想主义教育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民间科学爱好者。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走廊里，天津哥迷刘先生慷慨激昂地说：“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精神呢？你没有精神，总想着个人那点事情，国家成什么样子了？我们农民就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不能为国争光？你们科学家不证，还不让我们证，那不全让外国人给证了？”
我相信，尽管他的生存极为艰难，却有着精神上的优越感。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具有的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然而，为什么是科学，具体而言，为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之类的科学成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献身的对象？这与科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有关，与中国的科学主义背景有关。
从“五四”运动开始，科学就是救中国的两尊大神之一。尽管实际上，科学至今也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但是在主流话语体系中，科学从来都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大词，即使在科学家被批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也是如此。
1976年之后，中国开始发生巨变，1977年高考恢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在中国大地突然降临，科学家一下子获得了崇高的地位，科学也成为理想主义者公开献身的对象。“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成为当时的流星雨，很多科学普及类的杂志、期刊在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里大行其市。其中一种现已停刊的杂志的名字很能体现出当时的风尚，叫做《我们爱科学》。1980年前后高中刚开始文理分科的时候，学生中普遍存在文科歧视，很多人认为，只有理科学不好的人才会学文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选择文科也确实不是出于主动。直到现在，当年的理科学生还时不时地会表现出某种优越心理。
徐迟的报告文学正是在这个氛围中诞生的。陈景润的一夜成名，哥德巴赫猜想的简单表述，整个社会对科学的崇尚，使很多人做起了哥德巴赫之梦。当然，最后成为铁杆哥迷的只有那些具有偏执心理的人。
致力于其他专业领域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也有类似的机缘。
与此相似，那个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爱好者，中文系也曾是大学文科的最热门专业，那是因为，文学在1980年前后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伤痕文学实际上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导，使得文学具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崇高价值。
20世纪80年代后期，理科的地位逐渐下降。经济、法律、管理等人文学科迅速上升。民间科学爱好者逐渐失去了其产生的土壤。即使兼具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人依然存在，他们所献身的对象已经不再是科学了。大规模的文学爱好者在90年代也迅速减少，只留下一个现在已经略有讽刺性的称谓：文学青年。
根据上述分析，民间科学爱好者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受过理想主义教育，并在受教育期间或在受教育之际，赶上了中国科学的春天，所以，民科的年龄不会低于30岁。
如前所述，民间科学爱好者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的科学教育。那么，他们的思想资源是什么：他们是如何了解他们所研究的领域的，他们的科学知识来自何处，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又来自何处？
在我看来，他们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中小学教育，自学、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由于“十年动乱”，很多40岁以上的民间科学爱好者连中小学教育都不完整。而自学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基础，所以大部分民科的自学都是非常有限的。因而，民科理解科学、了解科学的最主要途径是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甚至他们的自学也是通过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进行的。
以《十万个为什么》为代表的传统科普是以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为目的的，在涉及到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的活动时，常常表现为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描述。科学家的形象一般都是身穿白大褂、秃顶、戴眼镜、和和气气、全知全能的老爷爷，他们德高望重，不食人间烟火，一心为科学献身，为国争光，为人类造福。这种科学形象反而使读者对科学活动产生了错误的理解。这种错误的理解时至今日仍然在大众传媒中延续着。
在传统的科普读物和大众传媒中，科学发现常常有两种极端的情形：一种是灵机一动，一种是铁杵成针。
在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上，流传着很多科学家天才灵光一现做出重大发现的故事。比如牛顿的苹果。传说牛顿在苹果树下坐着，被一个苹果砸到了脑袋，于是，牛顿思考苹果为什么向下落，而不向上飞，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再如阿基米德的浴缸，国王委托阿基米德判断一个王冠是否是纯金的，这种不规则形状难以用比重法判断，阿基米德苦闷了很久，终于在洗澡时被漾出来的水激发了灵感，光着身子冲上了大街，高喊“尤里卡”（意为“我知道了”），从此案发现场了浮力定律。又如，凯库勒从梦中获得灵感发现了苯环结构，瓦特看到蒸汽把壶盖顶起来，发明了蒸汽机，都属于这类故事。
但是，根据科学史家考证，这类近乎神话的故事很多都难以成立。比如有学者考证，牛顿直到逝世的前一年，即当他已84岁高龄时，才读到苹果的故事。另外，瓦特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只是蒸汽机的改进者。凯库勒的梦中另案则完全没有旁证，有科学史家认为，凯库勒托梦是为了否定他受到了另外一位科学家的启发。阿基米德的故事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但即使故事成立，阿基米德所发现的也不是浮力定律，而是不规则刚体的体积测量法。
毫无疑问，很多科学家的确有过由于外因触动而灵感突现的时候，但这只是科学发现的最后一个瞬间，不是全部。只是这最后一个瞬间富有传奇性，于是被人越传越奇，科学家自己也愿意编排一些这样的故事，彼此打趣，这样的故事便不断出现。
与灵机一动相对的是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一类的故事，俗语叫做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最常说的是六六六的发明，说发明人做了666次试验，经过了665次失败，才获得最后的成功，所以取名六六六。但实际上，六六六的名称来自于它的化学分子式，与试验次数无关。
铁杵成针与灵机一动一样，也被民间科学爱好者用来自我鼓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仿佛在沙漠里挖井，只要不停地挖，总能挖到水似的。
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言谈和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们思想中深深的时代烙印。比如，第三章末尾引用过的那位老先生在信中说：“我坚信，民间是科技的源泉，大从[众]是科技的主体，小人物是可有所作为的，可以弥补大人物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因此，要发挥小人物的优势作用而不能抑制他们的创造性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这是科教兴国和振兴中华所必需。”从这种话语可以联想到很多当年的格言，比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力量”、“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群策群力，大干快上”等等，也能隐约感觉到一种大会战、大比武的气氛，仿佛一项具体的科学发现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解决。
的确，很多人，包括大众传媒仍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思维惯性。而这种思想方式由于长期以来被意识形态所肯定，所以轻易不会遭到直接否定。也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白岩松强调哥迷虽然行为不足取，但是精神是好的。而即使是中科院这样的权威机构，也不愿对他们的行为表示直接的否定，只能委婉地推托。否则，一旦被指斥为打击人民群众学科学、爱科学的积极性，多少是一项罪名。同样是由于这个原因，民间科学爱好者很容易找到思想上的共鸣，被很多人看作具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英雄。
第8章 传媒：不知所措，四顾茫然#
民间科学爱好者与大众传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大众传媒本是民间科学爱好者重要的思想资源，民科对科学活动的理解与大众传媒，与大众话语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反过来，大众传媒对民科的某些报道又刺激了民科的进一步泛滥。
追其根源，难免又要声讨以往的教育制度。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一般来说都来自文科，如新闻系，文史哲等系。按照这种文理分科制度，文科生从高中开始除了数学就不再接受任何自然科学教育了。也就是说，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所接受的正规科学教育只相当于高中水平。这样的知识结构对于科学传播必然是力不从心的。而少数理工科专业出身者，不仅所接受的人文教育相对欠缺，也没有接受过足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教育，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更多地来自自身的感受，或局限于其具体的专业领域，因而从总体上说，中国大众传媒的科学传播尚存在制度性的缺陷。
大众传媒对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态度大致有如下几种：
◇从主流话语体系的角度对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精神（乃至行为）予以肯定；
◇全面认同民科，把他们作为被科学共同体忽视和迫害的对象；
◇虽然不赞同民科的行为，但是对他们充满了同情；
◇对民科的境遇进行平实的描述；
◇通过言论劝阻民科的行为。
这五种情况中，前两者是民科非常欢迎的，这类报道通常总会被他们精心收藏起来，供出行时使用。而后两者对于民科本人基本没有作用。
《光明日报》曾发表过D先生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三个悖论》，其中谈到了哥迷的一本书，一篇论文和一篇关于哥迷的新闻。D称之为三个“悖论”，并倡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把（哥迷的）数十麻袋错误稿件，加工分析整理出版，命名为《悖论大全》。”D称，“这将是一本有价值的优秀科普著作，让广大读者们得到提高，走出误区，受到教益。这是科学家们殷切的希望。”D认为：“也许，《悖论大全》出版之日，就是哥德巴赫猜想圆满解决之时。”
这篇2000字左右的文章充满了对科学常识错误和对科学活动的误解。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篇出自民科之手的文字。比如，文中说：“20世纪之初，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与薛定谔争论自然界是否按量子力学的规律运行。他们在争论过程中，虽然都有佯谬，但由此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促成了新型科学‘量子信息学’的发生发展。”从这段话表述的语气上看，D似乎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完全是权威的口吻，但这段话实在是莫名其妙。第一，20世纪初关于量子力学的著名争论的主角是爱因斯坦与玻尔；其次，“佯谬”一次用错了；第三，这场争论与什么“量子信息学”完全没有关系。
把一个自己并不理解并不熟悉的事情说得气宇轩昂，这是很多民科都有的本领。
D为了论证自己的倡议，写道：“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有一句名言：没有千万次错误，就登不上真理的宝座。他总结了人类社会的成功是在主观客观一致的条件下取得的。同时，人类社会的失败都是在主观与客观分离的条件下造成的。”
首先，我们不知道钱老是否真的说了这些话；其次，即使真的说了，也只是表达一个态度，因为这句话不具备可判断性，并不是所有的认知都要经过错误；再次，即使这句话说得对，也没有办法反过来。如果把歌迷所有的荒谬理论堆积起来就能得到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那么，所有的数学命题的证明都可以照此方法解决了。至于什么主观、客观、一致、分离，与这段话完全没有关系，这又是民间科学爱好者行文的惯用首发，生怕别人说自己没有学问，把自己并不理解的术语胡乱堆砌，反而证明了自己没有学问。
此外，D甚至不知道他用在标题里的“悖论”是什么意思。从他的用法看，他认为悖论是错误的理论。（悖论：又称佯谬（这个又称不太对—— Laplx 注），是一种特殊的命题，根据这个命题，可以推导出它的否命题[应为“可以推导出命题的否定形式”——录入者注]，反之亦然。比如罗素著名的理发师悖论是这样的：一个理发师，宣称只给那些不给自己立法的人理发，那么这个理发师自己的头发该由谁来理？——作者注）
这样的文章郑重地发表在“科技周刊”头条上，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刘华杰博士很快写了一篇《哥氏猜想不可能靠积累“悖论”解决》，并在2002年5月31日同一专刊同一版面的报眼位置刊登出来。有趣的是，与刘华杰文章并排的是一位哥迷的文章《这种学术争论好》。作者就是D先生提到的“一本书”的作者Q先生。Q先生认为D先生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的著作，而且还说了几句热情的话，所以表示出很感谢的样子。这篇文章同样对自己实际上不懂的事情夸夸其谈，仿佛真是个专家。“事实上，在我的《试证哥德巴赫猜想》一书出版之后不久，就有朋友指出该书是用‘概率’证明的，数论的证明是不能用概率的。因此我已经完全放弃‘概率’的方法，另谋出路，而且已经取得新的成果。”从这段话看，这位先生在出书之前连基本的数学常识还不具备，不知如何能“看得出D是精通数学的专家”，这又符合民科的行为方式——喜欢自称专家，互称专家。
在这两个回合中，《光明日报》本身虽然没有出面，但从其文章选择和版面安排，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编辑的态度。而在更多时候，很多报社的编辑记者干脆就直接为民科鼓与呼了。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前面讲过的关于哥迷J先生的报道，《科技日报》在2001年10月25日和10月26日连续两天发表了为J先生鸣不平的记者文章。该记者的观点是这样的：
我们的态度是不愿意让任何一个可能的重大科学发现和成果与我们擦肩而过，然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我们所关心的热点。J先生的报道反映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全社会倡导原始创新的今天，基础研究成果如何评判表现的更加突出。它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层的机制问题，包括：当一个重大创新成果出现后，尤其是基础研究成果，我们应当如何评判，由谁评判，它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律和规则。现有的评价机制是否有利于高效地推动创新和发现，是否能真正保证不让任何一个可能的重大科学发现和成果与我们擦肩而过？什么样的机制是有效的，可操作的？
这些问题看起来很有力，但其实是伪问题。因为它们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并不成其为问题，作者如此义愤填膺，恰恰表明了他对科学共同体的误解。同时，他也皓月了一个记者的界限，对自己不懂的事件进行判断。毫无疑问，这位记者不具备判断J先生正确与否的资格，但是他的文章完全立足于J理论为正确的前提上。尽管他自己在文章里写道，中科院早在1978年就为J先生进行了论证，结论是没有价值。但他还是用一系列问句暗示：现有的评价机制错过了一个可能的重大科学发现。
有一篇题为《“哥德巴赫猜想”成热点，专家建议不要“乱猜”》的文章也比较典型。从其标题上看，这篇文章是劝阻哥迷的，但其内容实际上是为哥迷鸣不平的。作者认为“不加分析地批评‘证明’现象，似乎不大妥当”。作者提出了三点理由，其中第二点已经引在第4章开头，下面是其一、三两点。
其一，数学家陆柱家说得好，陈景润去世后，哥氏猜想在采用新方法之前，是不可能被证明的。那么，有些复杂问题换一个方式思考，也许就变得简单。所谓“新方法”，不就是改变思路吗？我们至少应该关心有没有人试图利用“新方法”证明这个问题。（这些话原则上正确，但没有实际意义。新方法当然要改变思路，但是改变思路并不意味着新方法。这种观点与D类似，其思考前提在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所谓探索具有数学上的意义。——作者注）
其三，德国大数学家欧拉在给哥德巴赫的信中说：“这一猜想，虽然我不能证明它，但是我确信无疑地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定理。”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猜想既然“完全正确”，总有一天会有人把它证出来吧。陈景润去世了，此后的大数论专家证不出来或不去证，那么由谁证呢？《中国青年报》编辑在给敢峰文章写的“编后语”中说：“对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我们要了解它，反映它，研究它，看它是否符合实际和有道理。在未知领域，我们尊重权威，也支持探险。”我认为“探险”这个词用得好，当然没有探险本事的同志还是不要光凭勇气乱“探”。（这段论述看似有理，它仍然是建立在民间科学爱好者属于“探险”的前提上的。同时，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数学猜想的性质只是一知半解。作者似乎认为，数学家没有几个人去攻哥德巴赫猜想这个山头是失职。——作者注）
总之，对待严肃的科学问题，不讲科学，瞎起哄，是要不得的；而完全漠视探索，也不是科学的态度。（这个结论很有点政治正确的味道，但是同样没有意义。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本身就是瞎起哄。——作者注）
至于大众传媒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基本数学问题的无知也时有所见。比如《生活时报》2002年5月10日的文章《解开可得100万美元“哥氏猜想”真破解了吗》。文中说：“中国数学家陈景润1973年发表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与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证明了1+1=2，离最终破解这道难题仅一步之遥。”而在结尾又引用陆柱家研究员的话说：“‘哥德巴赫猜想’完整的表述是‘一个大的偶数可以表示成两个素数之和’，它根本不是‘1+1=2’，只能称作‘1+1’，‘1+2’。”（竟然在同一篇文章中自相矛盾。——作者注）
媒体的不恰当表述是社会普遍观念的一个折射，并反馈到社会话语之中。关于J先生，科技日报记者用了这样的标题：《中国学者捅破“窗户”纸，J先生质疑“费马大定理”证明》，这个标题被纷纷转摘引用，有一位新闻理论工作者在一篇讨论该文标题的文章中写道：
数学史上有一个《费马大定理》，300多年来数学家被这个定理弄得神魂颠倒，可我国数学家J却用四页纸就证明出来了。对这样一个重大新闻，《北京晚报》仅以《中国学者捅破“窗户”纸》9字主标题来概括，但这个9字主标题背后却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内涵，“中国学者捅破”流露出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窗户”纸却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感慨。这种高度凝练的新闻标题，由于将“文学”与“新闻”相嫁接，其表意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延伸，其文化品位自然大幅提高。（陈为国，《消息标题不可忽视文化品位》，1999年第61期《新闻前哨》）
且不说一个假新闻能否拥有一个好标题，这篇文章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个理念是怎样进入大众语境的。在《科技日报》记者报道J先生时，他还是一个争议人物，而经过《北京晚报》的转述，争议已经不存在了，J先生之证明费尔马大定理就成了一个事实的陈述。这个陈述在一个新闻理论工作者看来，是无可置疑的。在他的再次转述中，这件事已经被看作了毋庸置疑的背景知识。
社会各界对于科学以及科学活动的误解是十分普遍的。光明网曾经对民间证明哥德巴赫是否有意义进行过调查，结果，截至2002年7月11日2000多人的投票中，认为没有意义的仅比认为有意义的多几十票。
也有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对此有所认识，常常有这样的疑问：怎样识别民间科学爱好者？怎样对待民间科学爱好者？
如何接待一位向报社求助的来访者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书也提供了若干判断民科的简单方法。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是否媒体接受了他本人的陈述，就应该把他描述为发愤自学、刻苦钻研、历尽磨难而又不被理解的悲壮的民间科学家，而如果接受了我的判断，就应该把他描写成一个偏执顽固、死缠烂打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呢？为什么一个具体的人仅仅因为对其性质的判断不同，就有了上天入地之别呢？这里，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想问题，如果一个农民上访者出现在某报社，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所在乡某领导欺压百姓，而报社又相信了他的陈述，是否就可以发表批评报道呢？
这时我们发现，很多媒体对民科的报道，不仅表现出媒体对科学活动的误解，也表现了对新闻本身的误解。
实际上，媒体并不具备判断民间科学爱好者成果的字根，因而对他的行为也就很难判断。既然不能判断，为什么一定要判断呢？既然不能下结论，为什么一定要下结论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回避的。只要按照新闻本身的规则去做，不偏不倚，平实地陈述从各个方面的采写的、经过核实的信息，以中性的立场把它们展示给公众，把价值评判权交给公众自己，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也是媒体应该采取的立场。《南方周末》对F的报道就是典型的一例。
第9章 问答#
民间科学爱好者与民间的文学爱好者有什么不同？
除了民间科学爱好者之外，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存在着民间爱好者。比如《哲学研究》杂志就经常受到民间哲学爱好者的文章。他们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以及文本风格与民间科学爱好者如出一辙。他们当然也不会修成正果。
文学领域却可能出现例外。这是因为科学与文学不同。文学是个人化的创作，不像科学那样必须融入到科学共同体才有价值。同时，文学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文学之山，一定需要他攀上山顶才能进行创作。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也可以直接面对文学大师，与之对话，并且，他对文学大师的理解也不需要得到文学共同体（如果有的话）的认可。当然，民间的文学爱好者不等于民间文学的爱好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文本是一种特殊的文学。
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独立地发现了几百年前就已发现了的牛顿定律，他也可能会感到兴奋，也想与人分享发现的乐趣。则个成果对于今天的科学共同体虽然毫无意义，但这个经历却可以写成很好的文学。
民间科学爱好者是孤独的思想者吗？
历史上存在一些孤独的思想者，他们活着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甚至被看作精神病，而在他们死后，他们的思想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民间科学爱好者是孤独的思想者吗？
不是，因为孤独的思想者在思想，而民间科学爱好者在宣讲。
科学共同体对民间科学爱好者有歧视吗？
有。如果把科学共同体中的某些成员对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不屑算做歧视的话。
没有。因为一直有热心的科学家帮助他们，并且还在试图帮助他们。
民间科学爱好者不能出头，不是由于权威压制小人物，而是他们没有出头的理由。如果你没有遇到哈代，那是因为你不是拉马努贾；如果你没有遇到伯乐，那是因为你不是千里马。
如果民间科学爱好者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这意味着什么？
从好的方面理解，是他的文章确实有价值，所以能够被一部分科学共同体成员所认可。从不好的方面理解，诸葛亮也有失街亭的时候。
科学共同体所产生出的思想不都是有价值的，学术杂志上真正对未来科学有重大影响的文章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在常规科学状态下对已有规律的补充、完善、拓展和修正，也有一些是没有价值的学术垃圾。在特殊的情况下，学术垃圾也可以占据多数。比如当今学术论文的数量成为评职称的硬指标甚至惟一指标的时候。
2002年，有一位教授在国外的一个很“牛”的学术杂志发表了很有民科味道的论文，遭到一些年轻科学家的奚落。一位名为“理中人”的网友这样评价：
桂系时空？我知道！伟大着呢！在人类一致的宇宙范围之外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宇宙。一百亿年后人口爆炸得连宇宙都装不下了，就可以移民到那边的镜宇宙中去。真是造福后人啦！
嗯，对现实生活也有深刻影响。比如说，你跑跑步，觉得热了，表面上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糖分解，化学键的能量散发出来了。实际上内在的、深刻的、无微不至的根本基础原因是：你生活在桂氏时空中呀，可是又看不见镜宇宙中的你自己，烦躁得心里发热呢……（虹桥科技论坛（http://www.rainbowplan.org/cgi-bin/edu/mainpage.pl）2002年11月2日理中人帖）
有人问理中人，一个“牛”杂志上发表这样的论文，意味着什么？理中人回答：“‘牛’杂志好比放牛的牧场，审稿人就是牧人。可是牧场太大了，PRD一年几万页的专业论文，总有野狼田鼠钻进去，只要牧场上50%的动物是牛，就是了不得的牛牧场了。”
毫无疑问，在发表学术垃圾上，科学共同体的成员的确比民科具有更大的优势。但是，如果民间科学爱好者真的热爱科学，真的要为国争光，不要争抢发表学术垃圾的权利，如果看不惯，不如改行做学术打假。只要有能力找出垃圾，找出虚假，也算是为科学作了一点贡献，但不要把垃圾当作宝贝。
如何判断一篇文章的价值？
看它对科学共同体其他成员产生的影响，看它被引用的次数。如果一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即使其结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也是重要文献。只有这样的文献才可以叫做失败。如果一篇文章发表之后从来没有被引用过，它对于科学之山的价值与从未发表差不多是一样的。
如果一篇文章的价值要到一百年后才得到认可呢？
如果作者有这样的新年，就请他把文章贴在网上立此存照，留给拜年以后的人。如果在一万篇现在无人理睬的论文中有一篇会在一百年后被认可，我们不可能现在就把这一万个作者都封为教授。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思考是否有价值？
对于他个人可能有价值，比如获得了思考的乐趣，就如民间文学爱好者一样。但是对于科学共同体没有价值，他们的思考连“失败”都算不了。
怎样看待科学共同体内部对永动机的讨论？
科学家讨论永动机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已经推翻了原有的共识。学术刊物是科学共同体进行交流的地方，在学刊上发表，固然表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并不意味着一经发表，就成了真理。学术刊物上也常有后来被证明为错误的东西发表，这并不表明，民间科学爱好者有发表错误的权利。发表错误，与发表后被证明为错误，有着天渊之别！
既然科学刊物也有错误，普通读者该接受哪些结论，不接受哪些结论？
科学家也不会接受全部结论，对于具体问题会有自己的判断，不能判断的问题就只能悬置。如果你没有这个判断力，那么，你就既没有资格反对它，也没有资格接受它。
农民造的飞机上了天，这意味着什么？
据说，有很多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致力于造飞机，用修理农具的工具造了一架又一架，并且真的有飞起来的。这件事可能会给民间科学爱好者很多鼓舞，但是，农民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并不意味着哥迷能够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原因有二：
其一，技术与科学不同，它与本能和经验的距离更近。一个没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也可以通过经验的累积获得很高的技术成就，民间有很多能工巧匠甚至不识字。
其二，经验的技术有其自身的限度，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可以造出太和殿，但是造不出，摩天大楼。也许农民可以造出能够上天的飞机，但是在科学和技术结合得如此紧密的今天，他的飞机不大可能具有技术上的先进价值。就像民间科学爱好者在今天重复发现了某些科学定律一样。当然，相对于民科而言，民间发明家的工作更直观，也有更多发现的乐趣。
农民可不可以造飞机？
就如哥迷一样，农民可不可以造飞机也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刘洪波先生这样写道：
农民可不可以造飞机，其实根本不存在问题。从权利上讲，农民造飞机并不妨碍任何人。这些造飞机的农民，并没有拿谁的“科研经费”，他要造飞机，不需要谁来进行“课题论证”。可行不可行，由他自己负责。他一门心思造飞机的行为，可能影响到家庭生活，但加入他不因为造飞机而侵犯家庭成员那些受法律保护的权益，那么这种影响仍然在私生活范围之内。所以，对农民造飞机的行为，每个人可以认可或者不认可，但谁也无权加以禁止，也没有必要在“社会意义”上给予反对。（刘洪波，《农民可不可以造飞机》，南方周末，2002年11月16日A11版）
的确，农民有权利造飞机。当这种权利遭到侵犯的时候，我们需要强调维护这种权利，而当这种权利没有遭到侵犯的时候，这种强调毫无意义。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人有感冒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感冒是件好事。
农民造飞机是否是业余爱好？
所谓业余爱好，应该是在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进行的活动。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乐趣所支付的成本远远超出自己的收入，需要借债，这种行为是不能鼓励的。即使借债的目的是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就如有人家徒四壁，却借钱捐款给希望工程，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对于很多造飞机的农民来说，如果将其活动仅仅归结于业余爱好，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反对。与热衷于首漂的人们相似，他们也常常把他们造飞机与为国争光、为民造福之类的豪言壮语联系起来。在他们自己的新年里，在他们自己的陈述中，他们的造飞机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是比业余爱好高得多的。
实际上，他们也是期望获得公众资源的——比如哪一级政府被他为国争光的理由说动，批给他一大笔钱，而这并非不可能。事实上，很多类似于水变油的项目就获得了公众资源。因此，农民造飞机就不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而是有着很强的功利目的，所以更有必要从“社会意义”上予以反对，就如我们从社会意义上反对吸烟和酗酒。因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带来好的社会后果，对于倾家荡产的当事人，也不会有好结果。
刘洪波指出“造飞机和收集抹布一样，都是一种个人选择……一个人在造飞机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这就可以成为他造飞机的理由。”从道理上讲，我承认他说得对。如果造飞机的农民用在飞机上的成本只是他个人收入的零头，或者，如果他把寻求资助的对象定位于某些好心的富翁而不是政府官员，我也不再从“社会意义”上表示反对。
什么是非功利的业余爱好？
比如下棋，如果是下着玩，从中体会到下棋的乐趣，那就是非功利的，如果下棋是为了获得世界冠军，是为国争光，就不是非功利的。 有时我会想：如果真的有某位民间科学爱好者因为某个“成果”被某个学术机构接受，聘他为正式研究员，他会做什么？他见媒体的兴趣跟多，还是科研的兴趣更多？
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伪科学吗？
一般而言，伪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他们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很多伪科学有自己的“科学共同体”、“范式”乃至于“学术杂志”，而科学没有。
伪科学活动大部分以经济为目的，也有少部分有政治或者宗教目的。还有一种伪科学是以科学为目的的，郝柏林称之为“赝科学”，拉德纳在《科学与谬误》中称之为“狂想者”。有些民科有可能向这一个方向发展，但一般而言，民科不应该被称为伪科学。
另外，通常被称为伪科学的，常常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一点也与民科不同。
怎样理解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精神？
很多人都认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虽然不足取，但是精神可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总比打麻将要强吧？也有人称他们为理想主义者，把他们比作堂吉诃德。
的确，在我们以往的作为民科思想资源的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的描述中，很多科学发现都是靠这种精神做出来的。但是，从科学史看，牺牲与苦行对于科学来说并不是必要的。
对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评价，我一直非常困惑。对于他们顽强的精神，我有时也不眠生出敬意。我常常会想，一种值得尊敬的精神为什么能够附着在不可取的行为上。如果一种精神驱动着一种不可取的行为，这种精神难道还是值得尊敬的吗？的确，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像堂吉诃德，不同的是，堂吉诃德的生存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他可以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而我们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则不然，他们不但没有解决好自己的生存问题，其精神世界也不够纯粹。
任何人的生存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解决自己的生存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你不能够凭自己的劳动解决自己的生存，就必然有别人要为你付出劳动。很多民间科学爱好者放弃了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就落到了自己的家庭乃至社会的身上。有的人到了三四十岁，还要靠自己的父母养活；也有的人，是靠着妻子和孩子来维持生活的。这不能说是负责的态度。
作为旁观者，表达一下感慨和尊敬是容易的，而那些被尊敬的人却要忍饥挨饿，继续靠这种虚妄的憧憬而生存，那我不如表示反对。
第10章 条条大路通哪里？#
民间科学爱好者引起了普遍的同情，很多人尝试着给他们寻找出路。同情者从不同的出发点和前提出发，给出不同的建议。
有些人被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精神所打动，他们呼吁有关学术机构能够组织专人对他们的成果进行鉴定，哪怕是适当地收费。因为很多哥迷都曾表示，就算是错了，也想知道错在哪里。但是，一来目前的学术体制无法满足这个要求，而来即使成立这样的机构也无济于事。因为民科的问题根本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李大庆还建议哥迷成立一个组织，自己先互相看看。但是，这个建议也不具备可操作性。每位哥迷都创建了一套只有自己才能懂的理论，不但与科学共同体不能交流，相互之间也不能交流，他们的交流往往是一种模拟，是表演交流。
如果让我给民间科学爱好者一个建议，我首先会劝他们停止所谓的科学研究。如果哥迷真的把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作为此生的志愿，我也有一个可操作的建议：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然后从高中或者初中教材读起，准备考大学。毕竟大学已经放开了年龄限制，以民科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我愿意相信他们有能力考上大学。
如果民间科学爱好者真的对科学感兴趣，一定要为科学做贡献，我还有一个建议，把目光投向一些门槛较低的专业领域，成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比如：
业余天文爱好者 天文爱好者国内外都有很多，只要有初中水平，买一台望远镜就可以了。有很多小行星和彗星就是由这些爱好者首先发现的。2002年2月3日，国际天文学会小行星彗星中心就把由中日两国的业余天文爱好者张大庆和池谷熏发现的一颗新彗星命名为“池谷-张”彗星。张大庆是河南省开封市工人，这颗彗星是他用自制的一台20厘米口径光学望远镜于2002年2月1日19时15分在鲸鱼座星空发现的。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王思潮研究员介绍，发现新彗星需要持之以恒地观测搜索，今年32岁的张大庆10年前就开始搜寻新彗星，至今已在无月的晴夜进行了518次观测，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徐机玲，《中日爱好者共同发现“池谷-张”新彗星》，新华网南京2月3日电。）
从表面上看，张大庆的行为与民间科学爱好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根据河南《大河报》的几篇报道，张大庆对于观星的痴迷也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他几乎把全部精力和额外收入都投入到天文观测之中，过着清贫的日子。他在黄河边上自建了一个天文观测站，十年来坚持观测。但是，张大庆和科学共同体保持着正常的交流。当张大庆认定自己发现了新的彗星之后，他马上打电话给紫金山天文台的王思潮研究员和国家天文台朱进博士，通报发现的情况，提供相关数据。朱进立即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彗星中心的马斯登博士取得联系，证实了这个发现。张大庆这个成果当然是可喜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普通成果，并不能像民间科学爱好者所经常期待的那样能推翻或者改写现有的什么理论。张大庆本人也清楚这一点。正如一个业余棋手，不会把与专业二段交手的成绩理解为超一流棋手的对局。
博物学观测 当年竺可桢曾经对北海公园的物候进行过逐年逐日的观察，每天的天气情况，何时花开，何时燕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同天文观测一样，这也需要耐心，需要认真的态度。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物候相差很大，甚至同一地区由于小气候不同，物候也有差异。如果一个人真的热爱科学，完全可以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对自己身边环境里的物候进行逐年逐日的观测，并把文字记录和图片记录结合起来，坚持下去，会成为一份有价值的科学观测记录。在农村的业余观测者，更是大有可为，不但可以进行物候观测，还可以对当地的土壤、水质等进行跟踪观测。这种观测也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比如，对当地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与水质和土壤的变化提供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投身环境运动 这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在环境运动中，有很多途径，有很多方式可以满足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爱国热情或功利心。比如，有一位民间环境人士周游全国，宣传以木代墓，就是死后什么也不留，把骨灰埋到树下。他也很偏执，但他的偏执可以描述为执着，因为他的行为确实对人类有具体的益处。他也有一种苦行的精神，但我想他的苦行是值得的。他也获得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这是很多民科非常羡慕的。
如果民间科学爱好者不愿意改弦更张，还要坚持己见，我建议他们暂时屈尊，放下宏伟理论体系的建造，先写一些小的文章，解决一点小的问题，哪怕光在报纸上发一点豆腐块也好。我最后的建议是请他们上互联网一展身手。如果他们真的想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网络上有各种论坛，各路高手，一定会有热心人愿意帮助解答；如果他们想出名，也可以自己创建一个网站，把兴趣相投的人聚集起来，与现实空间相比，网络至少有两大优点，其一，可以不对他人构成骚扰，不必直接遭受白眼；其二，成本较低，容易支付。然而，由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特殊的心理状态，他们在网络上的表现和遭遇与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朱海军是个例外，他真正在互联网上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朱海军，男，河南洛阳人，1967年出生，1990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通多国外语，中学时的作文曾作为范文入选当地教材。毕业后曾任中小学语文教师，后辞职前往深圳，在一家网络公司担任首席创作员。2000年9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在深圳去世，年33岁。 朱海军是中文互联网上最知名的参与创作者之一，自1998年上网，凡两年时间，创作百万字以上，在网上挑起论战无数，尽管他的观点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且屡遭围攻，但他基本上保持了一个论辩者的风度，以真面目真性情示人，因此也赢得了相当数量网友的尊重。应该说，朱海军对于网络文化的建设和挑战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尝试，他本身也构成了互联网世界的一道风景。
以上文字引自朱海军网上纪念馆（http://cn.netor.com/m/box200009/m2917.asp?BoardID=2917）。文字作者从褒奖的心态对朱海军做了评价，多国外语云云目前难以考证，但是其他描述应该是真实的。根据朱海军本人的叙述，他在辞去教职后，前往深圳，受一家网络公司聘任，成为职业写帖手，朱海军如玉的书，长期挂在网上，不停地发帖子。
朱海军可作为对民间科学爱好者进行研究时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朱海军生前除了致力于“人类体质进化新说”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对于各种社会问题如教育和文化问题，某些事件的历史评价以及文学创作和批判等都发表了大量的看法。我曾认真地读过朱海军的许多文章，包括他的网上“虚拟课堂”等系列文章。虽然我不大喜欢他的文风，但从这些文章中，还是可以看到，朱海军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简介，并有惊人的阅读量。我相信朱海军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也为这种才华找到了非常好的出路。张中行先生说，才情如均码，要有驰骋的场地。一个自视甚高的年轻人，他的才华长期以来无处施展，也不被人认可，我能够理解他的焦虑。而当他的才华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承认，他的心理可能变得平和起来，也就有可能反思自己的问题。我相信，朱海军的焦虑在互联网上已经有所缓解。倘若天假以年，朱海军或许能够在科学之外的领域得到很好的发挥。在我看来，朱海军的“人类体质进化新说”本是个不错的科幻小说题材。
正如那篇小传所说，朱海军赢得了很多网友的尊重。与大多数网友不同，朱海军在网上只有一个名字，就是朱海军，这在互联网的世界中是比较罕见的。如果考虑到朱海军本人热切的出名欲，这对于朱海军却是最自然的事情。朱海军生前，我曾经写过几篇刻薄恶毒的文章，对其讽刺挖苦。而朱海军在辩论中一直保持着风度，他曾给我的信箱传来一封电子邮件，对我的文章表示了反对。他的反对只限于澄清自己的观点，对于我恶毒的言辞并没有提出抗议。现在，其人已去，再不能对我的文章进行反驳，对于死者，未免不够公平。这里摘录一段网友对他的几年，以表示对朱海军的悼念。
朱海军因网络而生，也因网络而死。正是网络使他如此兴奋地、超量地、没有任何回报地写作，正是因为网络，他无论在河南老家的小镇还是在深圳的一家公司，都能给网友们呼风唤雨、挥斥方遒的感觉。他身上的那种狂生气质，完全是网的气质。而这样的狂生过去也许不知有多少，但都被纸页的权威排除在沉默的黑暗之中，不为人知，找不到知友。而朱海军却在短短的网络生活中，生命力得到极大的张扬和抒发，这也许就是过早地挥霍掉生命的原因？朱海军尽管在纸页的领域还未被人所知，但他已经成网友中间的重要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在过去还未曾有过。也正因为这样，朱海军之死成为网络时代的重要事件。（《天妒英才——朱海军先生猝然辞世》）
我相信朱海军已经找到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所。惟有互联网，可以让民间科学爱好者方便地，低成本地突破“职业的权威”。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位著名的哥迷在人民读书网有了自己专栏；以宣传“杂交致癌学说”出名的另一个网友一边惨淡经营着自己的主页，一般在诸多论坛大灌其水，甚至灌了几个很幽默的帖子。我希望，他们能在网上开辟出一片驰骋的场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走向一条开放着希望之花的未来之路。
后记#
这本小书终于写完了。当年我在写关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系列文章时，信笔由缰，放纵笔墨，很有一种激扬文字的感觉。现在，我的心情很沉重。我看到一位民间科学爱好者写给一位学者的信，信写的很谦卑。他说，一再打扰，纯属迫不得已，像我这种没有资格的人，能不骂我“死皮赖脸”，不令您厌烦，便是幸事了。简直是求乞的语气。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别人的反感乃至厌恶，为什么还要坚持写信呢？当然是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价值。他是为了理想而放弃自尊的。
我对民间科学爱好者并无恶意，对于他们的行为，我常常生出一种悲悯之心。但是，这种悲悯却是民间科学爱好者不喜欢的。他们希望得到的不是可怜，甚至也不是理解，而是认同。这又是我做不到的，无论是他们的学术理论，还是他们的生活态度，我都不能认同。他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也要承受选择的代价。生命有限，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就如你所能爱的人，也是有限的。当你投身一件事的时候，同时也放弃了做另一件事的机会，就如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无法再去关注另一个人。然而，无论如何，安身立命总是一切之本。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常常面临两难的局面，我的读者究竟是谁？如果我预期的读者是民间科学爱好者，我一定会换一种行文方式。因为我不得不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会有民间科学爱好者看到本书，他们也许会有被伤害的感觉。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我尊重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个人选择，尊重他们的人格，但是在评价他们的时候，我的内心仍有一种文化优势，我难以克服居高临下的笔意。如果我的言辞上海了哪些人，我愿意道歉。我需要再次生命，我的口吻可能是讥讽的，但是我的观点是严肃的。而且我的内心并无而已，我愿意帮助他们，当年不是帮他们发表文章，而是帮他们看清现实——当然，是在我看来的现实。
如果一个理论不建立在基本的经验事实之上，这个理论是没有根基的。
如果一个人的僧或是建立在对周围事物的错误理解上，这种生活是我不能认同的。
当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从错误的起点出发，得到了另外一种正确的结果，就如你可以爱一个你不了解的人，把所有美好的想象都添加在她的身上，然后去追求她，等你得到的时候，发现她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好，然而却有另一种好法。这样概率虽然很低，但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不生命投注到低概率事件更能凸显出理想的纯粹，然而，我们可以这样恋爱，却不能这样生活。
我仍然希望民间科学爱好者以及他们的支持者认真地考虑本书最后一章提出的建议。
刘华杰博士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出“江湖科学”这一说法，十分贴切，故借来作为本书的副书名。
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吕芳为本书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是他视角独特的选题眼光和勤勉敬业的催稿促成了本书。
感谢杨虚杰、温新红帮助获得陈景润先生的照片及授权；感谢刘可先生授权使用他所拍照片；感谢王映霞女士同意使用朱海军的照片。
此外，本书的写作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资助，特此致谢。
田松 2002年12月2日
附言与进一步资料 by Laplx#
相比“民科”，我更加赞同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江湖科学”的称谓。说是“民间科学爱好者”恐怕“科学”二字难以成立，而修饰以“江湖”较能体现其气质和属性。
田松大概是国内最早学术性研究民科群体的人，做过北大博后和物理教师，曾任北师大科学哲学教授，知网上可以查到他的数篇民科相关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其本人亦存在诸多争议——有不少人质疑其治学水平和思维能力，认为他本身就带有神棍气质，且发表过“警惕科学家”（即科学理性作为新宗教的态度）一类的类民科言论。（尼采：“和怪物作战者，应谨防自己成为怪物。而当你凝视深渊之时，深渊亦将凝视着你”）留待读者自行甄别考证。
总而言之，民科产生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国家刚成立后和那个混乱时代所弘扬的激情、奉献、家国精神与浪漫情怀（一种感性的东西）深入民众内心，而在大乱结束、骤然间迎来科学之春的时候，大部分民科普遍只受过中小学教育，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和理性思维，却应着社会潮流、凭着内心仅剩的感性对准了理性的东西进发。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热情，甚至不顾生活所迫的追求所谓科学的高峰。
这个科学的流行期大概持续了十余年。到80年代后思想启蒙纷争，文学和文青兴起；再到90年代后改革进一步深化和进一步世俗化，经管、法律和实用工科登上主流，民科这个群体被迭代进历史。当团结就是力量、玉米赛大象的感性变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事求是”的理性，一部分人带着旧发展水平的烙印、延续着旧的东西来到了今天并深深的陷入了偏执的变态心理中，成为了时代变迁的缩影。这样的变态来自于暴露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前教育与素养缺乏——因此我们看到民科很多行为和言论都带有神话色彩甚至原始巫术的元素，仍然亟待理性的去魅；也来自于轰动一时的科普（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它们只宣传苹果掉落的瞬间，而不是苹果落地之后的事。这些浪漫主义的科普文学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的无非是苹果砸脑袋的“灵机一动”——硬币的另一面便是“铁杵成针”，民科们竞相等待那个要落下的苹果，等到天荒人老。
不过在我的观点里科学一直不单单等于理性的代名词，它既有严谨的理论，也有感性激昂的一面，但其建立在合格的科学素养和训练下，在科学话语共同体当中前进探索，而不是闭门造车、无法交流、高举英雄主义与奉献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当下的民科又出现了另一批群体，他们不再是传统的农民或工人，而往往是有头衔有职位的甚至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人，对着自己不懂的领域大放厥词。举例有李子丰、雷奕安等。
知乎有两位较活跃的民科观察者（零度君、绮梦璇），其有专栏发布相关的文章，非常全面和细致的对互联网贴吧主要民科活动作了梳理：
（里面有一篇对民科吧词频进行了统计，有时间可以更深入的分析一下）